氣候變遷與人權

從國家元首到石油公司執行長，這些有權力的決策者一直想讓我們相信：地球的未來掌握在我們手上。他們希望我們以為，只要回收做得夠多、不再用一次性塑膠，就能阻止氣候危機，以及它帶來的人權侵害。

他們想讓我們相信，解方在於個人的行動，而不是終結企業的貪婪。

這完全不是事實。

今天的化石燃料經濟，是從現有體制中獲利的公司和政府官員推動、並出錢支持。是他們決定到底要不要繼續開採並燃燒化石燃料，而這些做法讓孩子在嚴重污染的城市長大，得到氣喘和其他呼吸道疾病；也讓農民因為乾旱或災難性的豪雨而失去生計。

但我們仍有理由抱持希望。各國政府在法律上負有迅速減少並逐步淘汰化石燃料排放的義務，若未履行這些義務，便構成對基本人權的侵害。造成氣候變遷最多的政府，必須率先行動，並承擔最大幅度的減排責任。

這些權利包括我們的健康權、食物權、居住權，甚至是生命權。如果我們攜手合作，發出足夠大的聲音，就能創造一條變革之路。

現在播下後化石燃料未來的種子還不算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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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變遷造成的劇烈衝擊，非常清楚也極其殘酷的讓我們看見：要享有其他權利，健全的環境是不可或缺的。

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阿格妮斯．卡拉馬爾（Agnès Callam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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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燃料的開採與燃燒對我們的傷害，並不僅止於氣候影響。大量科學證據表明，光是在 2020 年，空氣污染就導致超過 120 萬人死亡。燃燒化石燃料與製造石化產品不僅會造成空氣污染，引發的全球暖化還會使空氣污染問題進一步惡化。

氣候變遷與居住權

每個人都有權讓自己和家人維持適當的生活水準，包括適當的居住條件。

若各國政府未能進一步採取行動以阻止氣候變遷惡化，洪水與野火等極端天氣將持續摧毀人們的家園，使他們流離失所。乾旱也可能導致環境發生重大不利變化，海平面上升則威脅著全球低窪地區數百萬人的住所。

氣候變遷已經造成流離失所，例如在墨西哥塔巴斯科州（Tabasco），海平面上升正在摧毀整個社區。

氣候變遷與水權及衛生權

我們所有人都享有安全用水的權利，以及使用能確保我們健康的衛生設施。

然而，政府與企業持續的不作為，已使我們走到這樣的境地：融雪與冰層消融、降雨減少、氣溫升高以及海平面上升，威脅著水資源的品質與數量。目前已有7億8,500萬人無法取得安全的飲用水或衛生設施。氣候變遷將使情況更加惡化。 

化石燃料排放所造成的危害正以驚人的速度加劇。因為我們的政府未能夠快的使經濟體擺脫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儘管許多地區已增加對再生能源的投資，但由於能源總使用量持續成長，化石燃料的使用並未下降。

我們的政府，尤其是那些高收入、高排放國家的政府，必須將重心放在逐步淘汰化石燃料、轉向更永續且更公平的能源解決方案，並同時協助低收入國家轉型。 

低收入國家缺乏資金因應氣候變遷的不利影響，但擁有必要資源的企業與高收入國家的政府，卻經常無視法律上的責任與義務。

儘管存在嚴重的權力失衡，許多低收入國家的政府與行動者仍在奮起反抗。例如，由萬那杜政府與這個太平洋小島國的學生共同發起的一項行動，在聯合國促成了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投票，強化了將氣候變遷不作為視為國際正義議題的呼籲。

什麼是氣候正義？

氣候變遷必須被視為一個不正義的問題，就如同我們看待其他人權侵害一樣。它源自少數握有權力的人所採取的行動，而這些行動對另一群人——也就是我們其餘所有人造成傷害。受害最深的是處於邊緣地位的人，例如低收入國家的人們，以及高收入國家中遭受歧視的群體。

這正是為什麼你可能經常聽到許多行動者與社會運動使用「氣候正義」這個詞彙。這個概念以人為本，討論如何以公平與平等的方式制定政策並促成改變。

 

能源轉型如此重要？

若以2019年為基準，在 2030 年前將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 43%，並在 2050 年達成淨零排放，從以化石燃料為基礎的能源體系，轉型為再生能源基礎設施是至關重要的。

各國政府必須推動再生能源和成熟技術的轉型，這些解方不應以犧牲地球或人類為代價。政府不得將問題推給未來世代，必須以法律要求企業在能源轉型過程中尊重人權。

多年來缺乏監管的產業做法，使得產業蓬勃發展所帶來的不利影響（例如電池產業），正由生活在礦產資源豐富土地上的社區承受，例如阿根廷（Argentina）、智利（ Chile）與玻利維亞（Bolivia）的「鋰三角地帶」，以及剛果民主共和國（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的鈷礦開採區。 

國際特赦組織如何追究領導者的責任，並推動終結化石燃料？

有權力的決策者必須將人民置於利益之上，全面、迅速、徹底終結化石燃料的使用。

真正的正義，包括終止對地球的破壞，也包括對生活受到最嚴重影響的人提供補償與支持。

當政府與企業執行長選擇持續破壞環境時，他們正在侵犯我們的人權。這不僅僅是善意與否的問題，而是一項適用於所有政府與企業的法律義務。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生產與使用的行動，必須以公平的方式進行；因此，歷史上排放最多的高收入國家，負有更沉重的責任來實現氣候正義。這些國家應該向低收入國家提供資金，使各方都能達成減排目標。

我們正在為氣候變遷所造成的影響尋求正義。我們蒐集證據並進行研究，要求真正掌握權力的人採取有效行動，並強化針對他們的法律責任主張。

最重要的是，我們與像你一樣的人並肩倡議，因為你們能幫助我們發出足夠大的聲音，讓世人清楚知道，對氣候變遷的不作為，絕不會被忽視。 

台灣面對的氣候正義挑戰 

能源需求下的人權危機與公正轉型挑戰 

台灣目前的發電仍以火力發電為主，電力主要來自燃煤與天然氣等化石燃料。隨著 AI 、半導體等高耗能科技產業的擴張，台灣的用電需求也持續增加，短期內難以大幅降低對化石燃料的依賴。而化石燃料所造成的環境與健康負擔，往往集中工業排放密集的中南部地區與弱勢社群，使當地居民承受較高的空氣污染與呼吸道疾病風險，例如高雄大林蒲居民長期被中油、中鋼、台電等重工業包圍，環境部報告顯示當地空氣有 16 種致癌物及超標的 PM2.5，居民罹癌機率顯著較高。 

在台灣高度的能源需求下，台灣若要達成 2050 年淨零排放，並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勢必須要推動能源轉型，但轉型過程可能會對經濟與社會分配造成影響，因此須落實公正轉型：將社會條件的不平等，脆弱族群的權益納入轉型考量，若僅以減碳效率或能源供應為優先，而不考量不同區域的污染分布、辨識受衝擊的利害關係，能源轉型則可能複製甚至加劇既有的社會不正義。 

但再生能源的開發過程本身也許要符合公正轉型原則，遵守「自由、事前、知情同意」（Free, Prior and Informed Consent）的 FPIC 原則。能源業者為了降低開發時程與成本、避免過早引發反對聲浪，在土地取得與規劃大致完成後，才形式性地召開說明會，使得農漁民、部落及在地居民在決策過程中僅能被動接受資訊，難以真正參與討論與影響決策。風電的設置也遇到與當地漁民作業漁場的衝突問題。 

為了追求淨零排放，台灣也將運具電動化作為關鍵計劃之一，大量提升了電動汽機車需求，相關的品牌、零組件與材料的供應鏈隨之蓬勃發展，鈷、鋰、鎳、銅等製造電動車電池所需的礦物需求也相應增長；然而大量的礦產開發過程可能對人權與環境造成影響，包含礦產開採造成的對居民與原住民的迫遷、健康、水資源權利的侵害。但台灣目前缺乏具有強制性的盡職調查法，難以要求公共採購與供應鏈符合公正轉型的原則，讓電動車的發展潛藏高度的人權風險。 

氣候變遷下的台灣自然災害與調適政策 

國家氣候變遷科學報告指出，如果全球暖化無法有效控制，台灣未來夏季可能延長至長達七個月，極端降雨事件也將更加明顯，可使用的水資源在豐水期與枯水期之間的差距擴大，導致乾旱風險增加。例如 2021 年台灣發生的嚴重乾旱，起因為 2020 年梅雨季提早結束，夏季沒有颱風侵臺，秋冬季降雨量也偏少，隔年春季降雨仍然不足，導致台灣出現百年大旱，使民生用水需要限水，以及農作物損失約 16.5 億元。

雖然由於氣候變遷讓未來侵臺颱風的總數可能減少，但單一颱風的強度與降雨量可能增加，加上位處地震帶與山坡地比例高的地理條件，複合式災難的風險也會提高。例如 2025 年花蓮馬太鞍溪上方的堰塞湖，在樺加沙颱風豪雨後發生溢流潰壩，洪水沖毀橋樑與提防並淹沒光復鄉。

台灣在面對氣候變遷帶來的衝擊時，目前已制定相關行動計畫，但仍有不足，例如國際間近年倡議的「以自然為本的解方」，強調透過保護與恢復自然生態系統，以發揮其原有的調節能力來降低氣候風險，在台灣的制度設計中仍缺乏。現行氣候變遷調適政策也未納入人權保障機制，例如未要求政府在擬定調適政策時評估對人權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也欠缺公民監督及司法審查機制。

原住民族面對的氣候變遷風險與能源開發下的人權侵害 

氣候變遷也對原住民族部落造成顯著影響。許多原住民族社群居住於山區或沿海地帶，當極端氣候事件發生時，往往首當其衝。例如2009年莫拉克颱風帶來破紀錄降雨，造成山區嚴重土石流與聚落毀損，小林村、新好茶村等部落遭致嚴重損害，族人被迫強制遷居遷村。即使尚未達到遷村的程度，豪雨預警發布時，許多山區部落仍需反覆進行預防性撤離，不斷面臨暫時撤村。

除了極端災害之外，氣候變遷也逐漸改變了生態環境，讓高度仰賴自然資源的原住民族受到衝擊。例如宜蘭的茂安部落，隨著氣候變遷，台灣傳統的四季分界變得愈來愈不明顯，現在幾乎只剩下夏季與冬季兩種明顯季節。山區氣溫在短時間內急劇升高，導致農作物的病蟲害增加，農民往往被迫使用更強效的農藥以維持作物生產，也可能對族人健康造成風險。

台灣的原住民族也面臨能源開發帶來的衝突。台東知本光電開發案中，台東縣政府原計畫在知本溪口開發光電設施，但該地區屬於卑南族部落的傳統領域，開發計畫引起部落族人的反對。且開發過程中未充分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所保障的諮商同意權，投票也存在程序瑕疵，最終使部落族人提起訴訟，撤銷電業許可。

蘭嶼的低放射性核廢料貯存場原被視為暫時設施，但核廢料在島上長期滯留已數十年，政府早年以國防工業等名義推動設置，達悟族居民後來才逐步發現進入蘭嶼的是核廢料而非一般建設，之後爆發多次抗爭，重大環境負擔竟被放置在邊陲原住民族地區，且決策過程缺乏充分告知與實質同意。

台灣面對的氣候正義挑戰  

能源需求下的人權危機與公正轉型挑戰  

台灣目前的發電仍以火力發電為主，電力主要來自燃煤與天然氣等化石燃料。隨著 AI 、半導體等高耗能科技產業的擴張，台灣的用電需求也持續增加，短期內難以大幅降低對化石燃料的依賴。而化石燃料所造成的環境與健康負擔，往往集中工業排放密集的中南部地區與弱勢社群，使當地居民承受較高的空氣污染與呼吸道疾病風險，例如高雄大林蒲居民長期被中油、中鋼、台電等重工業包圍，環境部報告顯示當地空氣有 16 種致癌物及超標的 PM2.5，居民罹癌機率顯著較高。  

在台灣高度的能源需求下，台灣若要達成 2050 年淨零排放，並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勢必須要推動能源轉型，但轉型過程可能會對經濟與社會分配造成影響，因此須落實公正轉型：將社會條件的不平等，脆弱族群的權益納入轉型考量，若僅以減碳效率或能源供應為優先，而不考量不同區域的污染分布、辨識受衝擊的利害關係，能源轉型則可能複製甚至加劇既有的社會不正義。  

但再生能源的開發過程本身也許要符合公正轉型原則，遵守「自由、事前、知情同意」（Free, Prior and Informed Consent）的 FPIC 原則。能源業者為了降低開發時程與成本、避免過早引發反對聲浪，在土地取得與規劃大致完成後，才形式性地召開說明會，使得農漁民、部落及在地居民在決策過程中僅能被動接受資訊，難以真正參與討論與影響決策。風電的設置也遇到與當地漁民作業漁場的衝突問題。  

為了追求淨零排放，台灣也將運具電動化作為關鍵計劃之一，大量提升了電動汽機車需求，相關的品牌、零組件與材料的供應鏈隨之蓬勃發展，鈷、鋰、鎳、銅等製造電動車電池所需的礦物需求也相應增長；然而大量的礦產開發過程可能對人權與環境造成影響，包含礦產開採造成的對居民與原住民的迫遷、健康、水資源權利的侵害。但台灣目前缺乏具有強制性的盡職調查法，難以要求公共採購與供應鏈符合公正轉型的原則，讓電動車的發展潛藏高度的人權風險。  

氣候變遷下的台灣自然災害與調適政策  

國家氣候變遷科學報告指出，如果全球暖化無法有效控制，台灣未來夏季可能延長至長達七個月，極端降雨事件也將更加明顯，可使用的水資源在豐水期與枯水期之間的差距擴大，導致乾旱風險增加。例如 2021 年台灣發生的嚴重乾旱，起因為 2020 年梅雨季提早結束，夏季沒有颱風侵臺，秋冬季降雨量也偏少，隔年春季降雨仍然不足，導致台灣出現百年大旱，使民生用水需要限水，以及農作物損失約 16.5 億元。 

雖然由於氣候變遷讓未來侵臺颱風的總數可能減少，但單一颱風的強度與降雨量可能增加，加上位處地震帶與山坡地比例高的地理條件，複合式災難的風險也會提高。例如 2025 年花蓮馬太鞍溪上方的堰塞湖，在樺加沙颱風豪雨後發生溢流潰壩，洪水沖毀橋樑與提防並淹沒光復鄉。 

台灣在面對氣候變遷帶來的衝擊時，目前已制定相關行動計畫，但仍有不足，例如國際間近年倡議的「以自然為本的解方」，強調透過保護與恢復自然生態系統，以發揮其原有的調節能力來降低氣候風險，在台灣的制度設計中仍缺乏。現行氣候變遷調適政策也未納入人權保障機制，例如未要求政府在擬定調適政策時評估對人權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也欠缺公民監督及司法審查機制。 

原住民族面對的氣候變遷風險與能源開發下的人權侵害  

氣候變遷也對原住民族部落造成顯著影響。許多原住民族社群居住於山區或沿海地帶，當極端氣候事件發生時，往往首當其衝。例如2009年莫拉克颱風帶來破紀錄降雨，造成山區嚴重土石流與聚落毀損，小林村、新好茶村等部落遭致嚴重損害，族人被迫強制遷居遷村。即使尚未達到遷村的程度，豪雨預警發布時，許多山區部落仍需反覆進行預防性撤離，不斷面臨暫時撤村。 

除了極端災害之外，氣候變遷也逐漸改變了生態環境，讓高度仰賴自然資源的原住民族受到衝擊。例如宜蘭的茂安部落，隨著氣候變遷，台灣傳統的四季分界變得愈來愈不明顯，現在幾乎只剩下夏季與冬季兩種明顯季節。山區氣溫在短時間內急劇升高，導致農作物的病蟲害增加，農民往往被迫使用更強效的農藥以維持作物生產，也可能對族人健康造成風險。 

台灣的原住民族也面臨能源開發帶來的衝突。台東知本光電開發案中，台東縣政府原計畫在知本溪口開發光電設施，但該地區屬於卑南族部落的傳統領域，開發計畫引起部落族人的反對。且開發過程中未充分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所保障的諮商同意權，投票也存在程序瑕疵，最終使部落族人提起訴訟，撤銷電業許可。 

蘭嶼的低放射性核廢料貯存場原被視為暫時設施，但核廢料在島上長期滯留已數十年，政府早年以國防工業等名義推動設置，達悟族居民後來才逐步發現進入蘭嶼的是核廢料而非一般建設，之後爆發多次抗爭，重大環境負擔竟被放置在邊陲原住民族地區，且決策過程缺乏充分告知與實質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