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魯】澳洲的恥辱 給歐洲的警告

作者:國際特赦組織資深研究主任Anna Neistat
 
「我的胸部、喉嚨和子宮都有腫瘤…」Halimeh輕輕地說,但當她快速地說出這些字時,我發覺她深棕色雙眼中有著深沉的憂愁。我們當時坐在靠海的岩石上,附近的野狗不斷發出不信任的吠聲,在這座太平洋偏遠的島嶼上,炎熱的天氣快要把我們融化了。我可以感覺到她的恐懼,就像任何一名普通的三十幾歲婦女,早上起床時檢查自己的乳房,發現有哪裡不對勁那樣。
 
Halimeh三年前逃離伊朗,她說,那是在幾名她的朋友遭到處決之後,處決原因是他們改信基督教,而那正也是她想做的。她當時的目標是澳洲,那時候她希望可以在這個國家找到和平與自由,不受宗教迫害。
 
然而事實正好相反,在馬來西亞與印尼經歷艱辛的旅程,搭上偷渡船越過危險的海洋,6個月後來到了澳洲聖誕島的移民收容所後,她被送到了諾魯,一個又小又偏遠的島國,好幾年來,澳洲將抵達該國海岸的尋求庇護者流放到這裡。
 
就像世界上其他許多人一樣,我對衛報近期揭露的「諾魯檔案」裡面紀錄的侵犯與忽視規模與不人道感到厭惡。
 
但對我來說,這項揭露報導引起我的共鳴,因為我才在上個月親眼見證了這項可怕的人權侵犯,也喚起了我在諾魯訪問Halimeh和其他57人的回憶。
 
這些婦女、男人和孩童的故事可以讓最冷漠無情的讀者渾身戰慄。有些逃離戰爭,有些失去了家人和朋友,有些遭到專制政權酷刑,這些人現在都被痛苦地困在諾魯,對未來失去希望。
 
超過1,200名來自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索馬利亞、孟加拉、科威特、阿富汗等國的婦女、男人和孩童已經在澳洲資助的收容難民營中渡過數個月或數年了。他們生活在過度擁擠、泥濘的帳篷內,警衛實施如同監獄般的規律搜查,並且限制2分鐘的洗澡時間,2分鐘過後就會強迫他們離開。
 
看不到離開這座荒蕪島嶼的可能,這座島嶼比許多我去過的機場還要小。數百人正面臨不確定的未來和恣意拘留,導致人們心理與情緒崩潰。即使過去15年我在世界大部分的衝突地帶工作過,我卻從未看過大人與孩童的心理創傷、自殘與自殺傾向如此高。
 
健康問題不只是沒有被處理那麼簡單而已。我和許多人談過:心臟病發病數次的患者、受糖尿病併發者、腎臟病、得不到治療的骨折患者、各式感染的患者等等。大多數人只受到抽血檢驗和普拿疼。
 
Halimeh告訴我,2014年她被送到墨爾本四個月,並且在移民收容營和醫院之間往返。「我的醫生告訴我,我的胸部需要接受手術。」她說,充滿依戀地凝視著我們面前的海洋,「他說,我不能回去(諾魯),但就算這樣,移民署還是決定把我送回來。」她的病情持續惡化,2015年她被送到巴布亞紐幾內亞接受內視鏡檢查和結腸鏡檢查,確診她的幾項病情…並將她再次送回諾魯。
 
現在她的腫瘤還在增長,胸部還有令人擔心的分泌物,但澳洲政府仍拒絕給予治療,甚至拒絕給予適當的檢查。
 
就跟這件事聽起來一樣令人無法想像和不人道的是,澳洲政府的忽略似乎是策略的一環。澳洲政治人物已經堅定地表示,他們永遠不會允許這些被送到諾魯的難民在澳洲安置。「我覺得他們把我們當作人質。」Halimeh說,「他們折磨我們,對那些想逃到澳洲的人殺雞儆猴。」
 
更糟的是,雖然諾魯如此偏遠,這個議題卻比想像中的和我們更靠近──右翼的歐洲政治人物已經開始吹捧這套離岸處理尋求庇護者的「澳洲模式」,以因應歐洲的難民「危機」。
 
歐洲國家用同樣的「拯救性命」為藉口,關閉邊界,並和其他國家(譬如土耳其)達成協議,這些都無法給予難民足夠的保護,政府在外包他們的責任。
 
詳細揭露「澳洲模式」實際運作情況的報導在歐洲獲得廣泛曝光,這十分重要。對數百名在澳洲離岸監獄的難民來說,這帶來了新的希望,澳洲政府將會實現該國的國際法義務,允許他們在可以得到所需協助和原本應得的保護之處安置。
 

對Halimeh來說,這代表她仍有可能在太遲之前接受關鍵的手術與治療。對任何打算採取類似措施的歐洲國家來說,這是一項清楚的警告,顯示當恐懼與民粹主義的政策獲准踐踏核心人道價值與國際法規定的尋求庇護的權利時,事情可以變得多麼糟糕。

 

立刻加入連署,呼籲澳洲政府停止秘密虐待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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