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紙運動一週年之際，我們該如何記住這場運動？又該如何向前走？

我總希望未來有一天，天亮了，我們能再次走到烏魯木齊中路的那個路口，彼此相認。不知道那一天還要等多久才能到來？

一位白紙運動參與者於一週年之際寫下的期待

編者按：一年前，中國政府嚴格的新冠隔離政策導致了烏魯木齊大火悲劇，催生了遍布全國多個城市的白紙運動。人們手舉白紙走上街頭，表達他們對死難者的悼念以及對疫情管控政策等等的不滿。以這場自發的運動迅速蔓延到了海外，成為人們集中表達對新冠防疫政策、當局管治不滿的集體記憶一部分。如今，雖然新冠疫情已經結束，人們的生活貌似恢復了正常，但對許多人來說，他們的生活因為疫情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邀請了在海內外的六名白紙運動參與者，回顧他們對抗議活動的感受和對未來的展望。

Nathan — 海外集會參與者，獨立雜誌《莽莽》成員

2022年11月26日攝於義大利米蘭。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Nathan：白紙運動，更準確地說是四通橋抗議後的一系列運動完全改變了我原有的人生軌跡，2022年10月以來，我和夥伴一起張貼聲援海報、組織聲援集會和燭光晚會，甚至創辦了一本獨立刊物，做出了許多我都不曾想象過的事情。作為海外華人，一邊是無法完全融入的異國環境，另一邊是國族主義高漲的中國故土，我在兩者的夾縫中悲觀沮喪，在審查下覺得孤立無援，不得不隱藏自我。但是社會運動讓我和其他人相互看見，我們不再是「失權者」，而可以成為「行動者」，為人權、公理和正義而奮鬥，這本身成為了我為之自豪的身份認同，也帶來了勇氣和動力，讓我決定持續參與社會變革。

在白紙運動的浪潮褪去後，我曾有感覺被再次孤立，政權的海外鎮壓讓我長期身處恐懼之中。但是堅持下來的夥伴們歷盡艱辛，又重新聯結，運動的火種仍將繼續發芽。在高強度的審查和封閉之下，中國已經與國際人權敘事和框架脫離久遠，古舊的暴力革命敘事成為了人民對社會變革的重要想象，但這並非事實。《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人皆生而自由；在尊嚴及權利上均各平等。人各賦有理性良知，誠應和睦相處，情同手足。」

在我看來，海外白紙運動最珍貴的遺產是交叉性視角的萌芽，政治異見者、女權主義者、LGBTQ群體、勞工運動者、少數族裔，大家都是主流社會的邊緣，邊緣的力量誕生於彼此看見和包容理解，重視微觀的感受經驗而非宏大的意識形態敘事。未來的海外活動應當擺脫個人英雄式的抗議和意識形態戰爭，轉而重視社群的建設和維繫，與本地的政治議題進行互動、與其他族群交流聯結，重建在中國被摧毀的公民社會和組織能力。

廖女士 — 白紙運動海外集會參與者

2022年11月27日攝於英國倫敦。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廖女士：2022年11月27日，我從社交媒體知道當晚倫敦有一場聲援白紙運動的活動，地點在中國駐英大使館。當晚約7點10分，我到達後發現現場有三個地方點了很多蠟燭悼念烏魯木齊大火死去的同胞。我拿著電子蠟燭，周圍很多人也拿著自製的牌子和海報，還有一張張白紙，呼應國內的白紙運動。人越來越多，大使館門口前面的三條過道上都擠滿了人，人群總是一不小心就擠到車道上去了，警察要一遍一遍地提醒我們注意安全，維持秩序忙個不停。現場的演講和發言一直不間斷，口號也一直不停，從人群激昂的聲音中真切的感受到他們的憤怒，我也是其中的一員，並且享受這個過程。

這不是我第一次參加抗議中國政府的活動，但在華人範圍內，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這麼多人參加。他們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參加，這也是我到目前為止華人參加人數最多的一次。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參與活動人把矛頭直指習近平和共產黨，這是讓我非常震撼和欣慰的。我能夠感覺到他們參與這種活動的熱情，這個國家不能再這樣多災多難下去了。還有就是參與活動的人大部分都是留學生和工作不久的年輕人，有知識、有文化、充滿活力，年輕人覺醒才有希望和未來。

我之前參加的活動人數都不多，有時候就只有我自己。但哪怕只有我自己我也不會放棄，每次形單影隻的時候會有那麼一點點遺憾，我總是在想，什麼時候人才會多一點呀，什麼時候人們才會站出來呀？

但我知道的是，如果我們停止了抗議，以後各種傷亡慘重的人禍各種人道災難一定會不停的重複，這些災難不是發生在我身上，就是發生在你身上、他身上、發生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不關心社會問題、不參與社會運動，在將來的某一天，社會事件一定會以你我最痛恨的方式來折磨我們。這就是我為什麼積極參與活動的原因，也是我願意接受採訪的原因，因為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這些並且參與進來，一直抗議，一直努力，直到真正實現自由和民主的那一天為止。

404 — 白紙運動被捕者，目前已旅居海外

2022年11月26日攝於上海烏魯木齊中路。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404：我公民意識覺醒比較晚，雖然之前一直有默默關注社會事件，但直到2022年的豐縣鐵鏈女事件和上海封城，我才慢慢開始從激烈發聲到上街抗議。我參與了11月26日晚上在上海烏魯木齊中路的抗議，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能在國內聚集起那麼多人去為封控的受害者們發聲，也第一次在現場目睹了警察對抗議者的種種暴行。

當我因為白紙運動被逮捕後，我的生活被徹底改變，我並沒有想過在以後停止我的抗爭，雖然我每天都沉浸在未來可能會無法出國的惶恐中，但我也堅定著要在離開中國後更多的投身社會運動。曾經我夢想著畢業後能夠進入大企業工作，而現在我的藝術作品都和政治有所關聯，並希望以後能為一些人權組織工作。

在我離開中國後，我在現在所處的國家已經參與了兩次遊行，在未來我還會參與更多。在這裡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輕鬆自在，能夠沒有阻礙的去為國內遭受苦難的人們發聲。中國大部分的人都只是為自己所遭受的苦難而去維權，而對其他發生在身邊的壓迫漠不關心。同時在國外，許多有良好條件能夠出國的人也不願意冒風險去為素不相識的人發聲。雖然COVID-19時期的封控讓人們在白紙運動時聚集在一起，但當封控解除後，很難再有一個原因讓這麼多人聚集在一起。

不過我相信隨著中國的壓迫越來越嚴重，一定會有更多不同階級的人會一起參與到這場抗爭中去。這也是為什麼我開始設計與政治有關的藝術作品，我希望通過藝術來使人們更多的關注到他們所未曾關注到的苦難，並號召他們加入改變中國的社會運動。

凱若萊 — 白紙運動海外集會參與者

2022年11月26日攝於上海烏魯木齊中路。圖片由受訪者404提供。

凱若萊：我的家鄉是中國監控審查最嚴格、同時也是新冠疫情期間封控時間最長的地區之一。隨處可見的紅色標語，單曲循環的二十四字核心主義價值觀，林立在每一個室內公共場所入口處的強制性安檢——我的家人們也因長期在這種風聲鶴唳的政治環境下生活而秉持著保守的政治立場。

2022年10月12日，鮮少聯繫我的姥姥（奶奶）向當時正在海外求學的我發來微信：「我們這邊疫情很嚴重，不讓出門，不知何時是個頭！」我苦惱了很久，很久，輸入框的文字打了又刪，一句有效的安慰都想不出來。半個月後媽媽才告訴我，就是在這天姥爺的核酸顯示異常，之後家人便陸續得了「重感冒」。是的，「重感冒」，她們究竟受到了怎樣的監控管理讓我的媽媽連「新冠陽性」都自我審查成了「重感冒」？而我甚至都不敢在微信上仔細問她。

10月13日，我在社交媒體上看到了北京四通橋的星星之火，世界各地的中國留學生紛紛在大學張貼海報發出回聲。隔日，我如期去學校與導師彙報我的論文進度，一進辦公室，我就注意到了她桌上的打印機（影印機）。在面談的最後，我向她簡單介紹了前一天中國發生了什麼。社交媒體上的陣陣漣漪在當下並沒有給我帶來明顯的情緒起伏，但當我看到電子版海報的分享鏈接時，我還是下載保存在了手機上；在出門去學校前，我還是把一卷透明膠帶放在了包裡。我雖然有在校園裡貼海報的想法和小小的衝動，但實際上我並不知道具體應該怎麼做——畢竟在中國，我們從來沒有學過如何正確進行政治表達，因為我們根本並不被允許擁有另一個立場。我的導師欣然接受了打印海報的請求，我不確定地說：「那我⋯⋯先打印兩張？」導師帶我來到教師專用的影印室，告訴我每張海報她會幫我打印五張，之後協助我把第一張海報貼在了教授辦公室的公告板上，還返回辦公室捧了一把圖釘給我，方便我在學校各處的公告板上張貼。

當我來到教學樓主樓的時候，我喜出望外地發現那裡的公告板上已經有了好幾張關於四通橋事件的海報，我也默默在繁雜的海報中加入了她們。就這樣，我認識了一個又一個在同個校園裡貼海報的夥伴。一週後，我們戴著口罩互相依偎著參與到了港人在中國大使館門口的抗議中。在陌生的粵語音潮下，十來個大陸人聚集在了一起，用普通話共同喊出了四通橋標語上的口號。這時我發現我張不開口，哪怕我的帽子幾乎罩住了我的上半張臉，口罩則嚴絲密合地蓋著我的下半張臉，我甚至還躲在舉海報的同伴身後——沒有人能識別出我的真實身份，可一想到千里之外的家人有可能因為我的一句呼聲便陷入麻煩，我遲遲不敢喊出聲。

隨著普通話的口號聲越喊越烈，我彷彿也拾得了一丁點的勇氣，小聲地跟著重複起口號。周圍傳來了港人的掌聲與叫好聲，我身旁一位老爺爺對著我們舉起了大拇指：「喊得好！」我的眼淚霎時間噴湧而出，把長久以來一直被噤聲的委屈用一聲大過一聲的口號發洩出來。那次之後我就更加活躍地參與到街頭抗議中，結識到了彌足珍貴的「革命姐妹」們。當我和姐妹們走上街去，我的身體感受到了一種以我貧瘠的語言能力無法形容的釋放，可能很像是被口罩捂到即將窒息時突然呼吸到了第一口新鮮空氣一樣。無論是為了自己一個人的訴求還是為了遠方的人們的訴求，或許吶喊的那些瞬間可以定義活著的感覺。

抗議也可以是輕鬆、風趣的。我們曾集結了一群酷兒和女權夥伴們在中國大使館門口高唱Born this way，拿著喇叭戲謔地問大使館的工作人員「你們有同性戀嗎」。抗議也可以有很多樣的形式。比如我就曾在一場去殖民化的酷兒變裝表演中看到一位表演者穿著「大白」的服裝在吧台上發瘋，以表達她對「清零政策」的強烈不滿。

但抗議也總是沉重的。在去年年末密集的遊行示威活動後，中國各地也開始逐漸解封，我和同伴們則不約而同陷入了一場政治性抑鬱。「解封」確實是我們抗議的訴求之一，但國內恢復日常生活標誌著我們的成功嗎？三年疫情期間，因為非必要的人為磨難而逝去的生命就可以因此一筆勾銷了嗎？不願被官方「修正」記憶卻還要持續計較的人彷彿就成了閒著沒事兒幹還要鑽牛角尖的傻子。我們也曾在白紙運動的浪潮過後線上討論過之後是否還有抗議的必要、抗議的方向又該是什麼，當時得出的結論是：沒有人能給出一個具體的答案，目前我們最需要的是停下來休養身心。

還有另一個讓女權抗議者和酷兒抗議者糟心的點，在於社運內部男性抗議者們的騷擾——我們需要付出更多的勞動闡明女權問題與人權問題不應該有先後順序；我們厭煩於容忍「老一輩抗議者」在公開演講時的「男言之癮」（mansplain）和性別歧視言論；我們不想在作為女權和酷兒社群的一員進行抗議時被當成「軟柿子」，比如在今年「六四」，一位男性詩人看了我們舉著的標語後便上前質問我們為什麼不摘口罩，還在我們離場後試圖尾隨（後被當地警察攔下）。或許是因為這些創傷，白紙運動一年後的今天，我身邊的夥伴們都默契地沒有發起抗議活動的提議。但反抗已經融入了我們的生活方式，可能我們不一定會為了白紙運動週年而上街抗議，但我們會在支持巴勒斯坦的遊行中相遇，一起在公民政治參與和表達的路上蹣跚學步。

我想我大概率無法在我有限的人生中目睹我所想要生活的世界，但這並不妨礙我持續憤怒、習得更多的勇氣持續反抗——我也想打破父權式反抗的思維定勢，即要冒著生命危險去流血、要去推翻然後成就些什麼，公平與正義的理想作為這些抗議者的幌子，他們本質上仍是被權力所迷惑。每個人的處境和力所能及都不一樣，實際上不合作、躺平也是在反抗。我還是希望我們都能在這個糟糕的時代給彼此更多力量。

黃意誠 — 上海烏魯木齊中路白紙運動的參與者，目前旅居德國

圖中人物：黃意誠。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黃意誠：最近，我常常夢見自己身在烏魯木齊中路的大巴上，右邊第二排的位置，模模糊糊地什麼也看不清。甚至有時坐大巴時，在眼前也會閃出那時的場景。這是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事情。跟許多其他被捕者交流時，他們常對我說的一個詞是「創傷」。毫無疑問，我也時刻面對著這樣的創傷。

來到國外後，我搜集了許多白紙運動參與者的證詞。儘管整個體制都在強迫我們遺忘，就像我們遺忘過去的種種災難一般——公私合營、反右、大躍進、大飢荒、文革、六四、計劃生育⋯⋯中國變得太快了，在這瞬息萬變的社會中，中國人毫無選擇地一層一層地遺忘我們經歷過的一切。而另一方面，我又擔心自己會變成「祥林嫂」（編者注：魯迅的短篇小説《祝福》中的悲慘人物。）那樣的人，人生永遠地停留在離開中國的那個時刻，無法再往前走，變成一個「遺民」式的人物。我讀到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的散文集時，她說的一句話給我很大的啟發：「我的寫作必須停留在我被傷害得最深的那個時刻。」在德國的日子裡，我想搜集這些證詞，會成為中國的史料，未來會成為歷史的一部分。我始終對歷史、對未來充滿信心。未來的人們回顧中國的歷史時，應該會採用我們的敘事，而不是中國官媒那種左右搖擺、隨心所欲篡改歷史的敘事。

在我之後，又有一位參加過白紙運動逃到新西蘭（紐西蘭）的張俊傑公開發聲。其他的被捕者有些留在了國內，有些來到國外生活。為了家人的安全、回國的機會，沒有人出來說話了。我覺得他們的做法也是對的，因為中國變化很快，總是要經常回國看看，才知道當下的真實情形如何。真正的改變，只有可能發生在在地的社群中。

面對中國這樣一個龐大、強悍、黑暗的國家，我常常感到無力。身為一個「敏感人物」，在海外生活絕非一件輕鬆的事情。時時刻刻要憂慮自己的安全，遠在國內的家人被警察騷擾的消息，時刻牽動著我的心情。在德國夜晚的街道上走路時，我想我知道他們知道我在這裡。這種想法使我焦慮、恐慌。

今年4月，曹芷馨和其他4位北京的被捕女生被釋放，從此音信全無。維族的女生Kamile Wayit被證實判刑了，其他還有4位藏族女生Delha、Dechen、Dzamkha、Kelsang Drolma可能也被判刑，但無法證實。是否還有人被捕，也無從知曉，中國就像一個信息的黑洞。11月26日和27日在上海各有兩大巴的人被抓走，消失在上海的夜色中，那些人後來都去哪兒了？一切都成了一個謎。我總希望未來有一天，天亮了，我們能再次走到烏魯木齊中路的那個路口，彼此相認。不知道那一天還要等多久才能到來？

Kathy — 白紙運動抗爭者《不明白播客》分享者

2022年11月27日攝於英國倫敦中國大使館前。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Kathy：也許有人還記得我，我是錄製過《不明白播客》的Kathy。

接通採訪電話的時候，我的心情是有些不合時宜的熱切。因為已經習慣了孤獨和不信任的恐懼太久，我第一次發現那些鬱積在我心中的話竟然不是全無出口，感到無比驚異。四通橋事件爆發的那一天夜晚，Instagram上不斷更新的內容和圖片，一張張海報連起的遙遠版圖，那種我從不敢想象的共識和熱忱淹沒了我，但又更加證實了我的孤獨——那不僅僅是因為初到異鄉而無友，而是長久慣於設防，因為根植於心的身邊沒有同路人的預期，只擅長保持沉默以自保。所以我最急切地想問，天涯海角的朋友們，你們在哪裡？我們走在街上，到底要怎麼我才能認出你？

那一陣子的記憶是緊張而模糊的。學校裡的海報經歷著不斷迭代，從一個人的聲音到中性筆留下的中文字樣的對壘，從對Bridge man的聲援到對校方不公正處理方式的指控。第一次張貼有政治主張的海報，第一次走上街頭，第一次面對一雙雙眼睛說出那些曾經只存在於我和朋友間私下的暗語。我竟然是在現在回想時才感到這一樁樁的艱難，因為彼時從無時間去多想，只有每一刻都在被內心的火焰燃燒。我甚至記不清「白紙運動」爆發的那一個時間點了，但我記得學校的公告欄上掀起了再一個小高潮，還有11月27日倫敦中國大使館前的集會，我第一次見到那麼多中國留學生——以那樣一種奇異的心情。

烏魯木齊市的大火，南京傳媒學院的白紙，上海烏魯木齊中路的悼念，第二日警察局門口的「放人」，北京亮馬橋的喊話，更多走上街頭的人⋯⋯說實話，這些名詞、時間和網絡上紛紛的帖子，無數次使我以為刻骨銘心的時刻，現在已經在我腦中模糊成了一片。我不知道該怎樣去面對。我恐懼。我恐懼回憶起那些無能為力的時刻的痛苦，我恐懼不斷受到「我什麼也沒有做」的愧疚的折磨，我恐懼即便擁有了一些朋友但卻更常面對的無人訴說的孤獨，我恐懼別人都忘了而只有我一個人留在原地，我恐懼我忘記。

我有真實的朋友被警方暴力傷害、帶去留置盤問而失聯，我有真實的朋友在國內的校園裡行動，我有真實的朋友走上北京的街頭。因為這些真實的存在，我不敢說自己做了什麼。和他們相比，我怎麼好意思自稱參與了一場「革命」或者「運動」？時至今日我最大的努力，也不過是在這裡煎熬出一些排比句而已。

但我總歸還是寫了，我想用這個名字再說一點話。因為如果你曾經聽見過我，也許時隔一年再次聽見，會感到些許安慰——我這麼相信，是因為我也一直在從那些被聽見之中安慰自己。一年過去了，這個小小的名字竟然有時還會被提起，幾經周折的轉述被我偶然捕捉，每一次都是過電一般的驚訝與被觸動，隱隱的創痛後泛起無限的暖意。是的，我有被聽見，我有被記得。雖然短短一年的時間我的心境已經有了莫大的變化，但那個孤獨的創洞始終留在那裡，而每一次它能得到安慰之時，也都是我最感到力量之時。

為什麼我會對「白紙運動」條件反射地想要迴避，大概也就是因為它沒有得到理應的述說，於是不能結案，心中一直空懸。在最重要的和它相關、和我們相關的那片土地上，眾所周知的言論審查使它無法被討論，新冠政策的突然轉向和隨之發生的一系列事情以超高速貫穿了這一個新年，雖然有人在獄中，可更多人仍是自顧不暇。那些勇敢的義舉不能得到公正的對待，一面是正確的集體記憶，一面是習得性的無助，夾在中間抬首四望，難保不會心生出疑竇——那一切到底是真的發生過，還是只存在於我們少數人的幻覺？

我仍是愧疚和無措的，我也仍然恐懼，我還在學習與新的孤獨感相處。烈火平靜之後，燒傷的痕跡才顯露出來。那些散落在天涯的朋友終於得以相識，往往面目也並不同於想象，我們蟄伏在各自的創傷後遺症中太久，沒有人真正熟悉該怎樣交流，也很少有人預先明白，孤獨總是不能因為份數的疊加而彼此慰懷。

不過還有另一重故事，它不因孤獨的頑固而止步不前。即便看上去沒有差別，北京海淀區的那座立交橋再也回不到過去那一種普通的存在了；而就算失去了路牌的指引，我們也都曾在世界的不同角落走上過烏魯木齊中路——好在，我們曾站在一起。我們可以交叉驗證這一切不是幻覺。就當所有的意義都不作數，至少也還有一樣：我們曾聽見了彼此的聲音。

那是最好的記憶的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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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本為寫作者個人經歷和觀點，不代表國際特赦組織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