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人權宣言七十歲，人權運動前輩想對下一代說的話！

2018/12/10

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大會發布《世界人權宣言》(UDHR,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其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恐怖經驗——超過一千七百萬人因種族、政治觀、性傾向或身心障礙而被屠殺。《世界人權宣言》是歷史上第一份明確列出各項人權的文件；無論國籍、性別、膚色或信仰，全體人類皆應享有這些人權。

《世界人權宣言》共有30項條款，列出各種人權，包括免受酷刑的權利、言論表達自由、受教權及尋求庇護的權利等。其涵蓋公民、政治、經濟及社會層面，例如生命權、自由權、隱私權，享有社會安全、健康及適當住所的權利等。

《世界人權宣言》至今仍作為人權發展的重要基礎，也是世界上最廣為流傳的人權文件。在人權宣言發表滿七十周年的這個時刻，國際特赦組織邀請了四位1948年或更早出生的人權倡議者，分享《世界人權宣言》對他們的意義以及該宣言至今持續帶來的影響。

Dora Barrancos

Dora Barrancos，78歲，來自阿根廷。她長期倡議人權，尤其推動女性權益不遺餘力。她窮畢生之力捍衛人權，總是神采奕奕，隨時準備好為人權戰鬥。

「雖然我並不總是待在人權組織裡，但我想我一直以來都是個人權捍衛者。可以確定的是，在1980年代我成為女性主義者後變得更活躍，開始站在人權捍衛的第一線。」

Dora認為，《世界人權宣言》向來提供了人權拓展至新領域的重要基礎，例如公民權利、政治權利和性別認同的權利。「對和我同輩的人來說，《世界人權宣言》是一股驅動力，支持著公平與正義的倡議行動。我想對年輕人說的是：我們需要信念、能量、許多衝撞及巨大的勇氣去面對所有挑戰！」

Gitu wa Kahengeri

Gitu wa Kahengeri來自肯亞，是見證《世界人權宣言》的誕生的人們之一。現年93歲的他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之下成長，曾親眼看過許多罪大惡極的人權侵害事件。

17歲時，他辭去工作投身獨立運動。即使被輾轉移送至不同的集中營，承受永無止盡的磨難及苦役，甚至在父親面前遭到痛毆，他仍堅持為獨立而戰。《世界人權宣言》簽署時，Gitu清楚記得宣言所聲明的權利內容，是如何引領肯亞人爭取屬於他們的主權、尊嚴及自由。1963年肯亞終於脫離英國，成為獨立國家。

對年輕一代的人權捍衛者，他強調沒有犧牲，就不會進步：「年輕世代能建立人人自由、平等的獨立國家，最重要的關鍵，是奮力抵抗、為受壓迫者發聲。任何值得做的事情從來都不簡單。」Gitu說。

Helen Thomas

Helen Thomas的一生和《世界人權宣言》有極深的淵源。這位英國的資深人權捍衛者曾目擊1960年代南非種族隔離政策，及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乾旱中，剝奪人權所造成的毀滅性後果。

也許是命運的巧合，她於《世界人權宣言》最終版本受批准的當晚出生。雖然該宣言成為Helen看待世界的中心思想，但在此之前人權宣言從不是她所關注的重點。對Helen而言，人權宣言的故事、起源及重要性，應該更廣傳周知。

「數十年後我才了解我出生那天是多麼紀念性的一刻。人皆生而自由，享有平等的尊嚴及權利。但我的孩子，居然和我那個年代一樣，沒有在學校學到任何有關《世界人權宣言》的知識。我們要如何在不清楚來龍去脈的狀況下，保護屬於我們的自由？」

Helen更認為，長期而言，《世界人權宣言》的相關教育是保障人權的基礎：「我相信若要持續貫徹人權宣言，必須要有許多人知道並了解它。我們必須教導每個孩童有關《世界人權宣言》的知識，以及它為什麼重要，讓孩童了解他們所擁有的每一項人權。」

Will Bryan

Will Bryant生在一個充滿社會運動份子者的家庭，國際特赦組織對於像他這樣的人權鬥士而言，永遠都是另一個家。Will在加拿大出生，《世界人權宣言》簽署時他只有十週大。

「我痛恨不公不義！1973年我加入國際特赦組織，那時加拿大分會才剛創立幾個月，《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人之一John Humphrey就是第一任的加拿大分會長。當時，個人能夠直接和政府對話、訴求正義及改革的觀念，給我帶來極大的啟發。」

「在我有生之年，我想要看到人權在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得到尊重。我目睹和平降臨北愛爾蘭的時刻，也見證人權在智利重獲保障。現在我希望人權在中國及緬甸等地被重視，美國的人權倒退能夠終止。我希望見到的是一個更歡迎難民的國際社會。」

「我想對下一代傳達的訊息是：不斷投入、持續奉獻、引領先鋒、永不放棄。你們代表著現在及未來，如果你們不為正義而戰，誰來挺身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