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請不要傷害我：保護雙性兒童的權利

2017/08/04

「是男孩還是女孩？」新生兒父母常常第一個被問的問題就是寶寶的性別。但這樣的問題建立一種前提上，假設世界上只有兩種人：男性和女性，但這並不是事實全貌。每個人的生理以及基因特徵並非只有一種或兩種類別。

事實上，性別可能比你想像的更多元。估計每年約1.7%的新生兒帶有多元性徵。

這些特徵各式各樣，譬如：有些孩童有著不同於標準男性或女性的外生殖器官，還有些人有著女性化的身體，但帶有XY（男性）染色體，或者男性化的身體但帶有XX（女性）染色體。

為了「正常化」他們，許多兒童經歷了手術，儘管這些干預性手術通常並非出於緊急必要，而且屬於侵入性、無法回復的手術。在執行手術之時，這些孩子還太小，無法給予同意，他們的父母則常常沒有在獲得足夠的資訊和支援下，為孩子的最佳利益做出知情同意的決定。這類的手術很高比例可能嚴重侵犯了當事人的權利。

「對於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很憤怒。他們應該等到我夠大，能夠自己做決定的時候。」──迪特（Ditte），丹麥

性別是二元的系統，還是光譜？

「雙性」這個詞像雨傘一樣，是個概括性的術語，形容那些具備不在傳統二元男女之外，帶有不同性徵的人，其中一些人形容自己為雙性人，有些則不這麼形容自己。

這些多元可能表現在第一性徵，譬如內生殖器或外生殖器、生殖系統、荷爾蒙濃度和性染色體；差異也可能表現在第二性徵，在青春期時變得明顯。

雙性本質上指的是生理特徵，而非性別認同，也不是性傾向。雙性人有著多元的性傾向。

迪特的故事（Ditte）

我出生在1962年。我最早的記憶中，我知道我和其他男孩不太一樣。25歲時，我決定做些什麼。多年來我已經做過無數次血液檢查，而醫生總是做出相同的結論，說沒問題。

當我39歲時，我遇見一名內科醫生，他告訴我，我的傷疤是小時候經歷外科手術時留下的。

當我的父母雙雙過世後，我才發現我有一名年紀比我大得多的手足，告訴我，當我四歲時，父親曾經解釋說：「大自然在我身上犯了錯」，說我「出生時身體帶有雙性的特徵」。

人人都有權利知道自己的病歷。我曾向政府要求資訊，以了解我身上發生了什麼事，但十歲之前的病歷突然消失了。身為一名申請性別轉換手術的跨性別者，我被告知說應該要接受我在紀錄上的性別。

我並沒有屈服，因此我遭到汙名化為「精神疾病」，我失去了職涯，失去了大部分的收入。政府仍視我為跨性別者。

當然，對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切，我感到十分憤怒。他們應該等到我夠大了，能夠基於知情諮詢後為自己做決定時再決定。

桑卓的故事（Sandrao）

我直到兩年前才發現自己的狀況，我仍然嘗試著接受。我已經忘記了前面11年所發生的事情，努力地想要找出到底在我身上發生了什麼事。我知道5歲時，我動了睪丸移除手術，以及其他的外陰手術。我知道我不一樣。我以為我是什麼怪物。

和男性做愛很痛苦，我還以為這是正常的。我被迫擔任女性的角色，我必須留長髮，過去34年太悲慘了。

現在，這種手術還在發生，而醫師並未給予父母足夠的資訊，反而是告訴他們如果有事情錯了，可以用手術矯正，你的孩子會正常地健康長大。

其實是有第三性的選擇，我不管他們怎麼稱呼，只要孩子不會感到格格不入就可以了。

缺乏給父母的支持

國際特赦組織最近在德國以及丹麥展開調查，許多帶有多元性徵的人，在嬰孩或早期便經歷了「正常化」性別外觀的手術，儘管當時他們太小，還沒有辦法同意此類手術

決定多元性徵孩童是否要經歷此種手術的是父母，但父母常常沒有足夠資訊做出知情之下的決定。他們常常感到備受壓力，要讓自己的孩子「符合」男性或女性的框架，因為害怕孩子可能會遭受心理問題困擾，或者在未來遭到騷擾。

數千名兒童最後經歷了身體深受影響的侵入性、不可回復的醫療干預，此舉已經侵犯他們身體完整性、自我認同以及私生活，也侵犯了原本可達致的健康。

父母應該獲得資訊與支持，為自己的孩子做出最佳選擇，而且應該要是在了解什麼是對孩子最好的之下所做的知情決定，而非基於社會期待孩子應該要看起來怎麼樣。

史黛芬妮·史坦·特福的故事（Stephanie Stine Toft）

很小的時候，我以為我是女孩，但青春期到來時，我的身體開始出現變化，同時往女性和男性的方向發展。我開始抽高，但長出胸部，我嘗試把身體藏起來，用彈性繃帶把胸部纏起來，把自己吃胖假裝有胸部是因為胖的關係。

當我的父母出門時，我想把自己的（外陰）切掉，但最後我沒有讓自己下手。我害怕我會因為出血過多而死。我說服自己我必須看起來越像男孩越好，到17歲的時候，鬍子開始長出來，我不喜歡鬍子但這幫助維持假象。之後我再也不照鏡子。

21歲的時候，我經歷了一次精神崩潰。我要求被轉診到性學診所，但我的家醫卻將我送去接受精神狀況檢查。一年後，我決定終止我的心理治療，我的家醫轉介我去看性學科，然而最後，他們說我不符合跨性別的診斷。

之後我住院了一年到一年半左右，之後我搬進當時女友的住處，但最後我告訴她我沒辦法繼續當個典型的居家男性。我們分手了，但維持著朋友關係。

我聯絡了一名婦科醫生，他曾經和我討論過用雌激素和抑制睪固酮來治療，他建議我聯繫一名內分泌醫師，接著介紹一名專家給我，但他最後只能給我睪固酮好「讓我成為一名男人」，並且切除我的胸部。

這些都是五年前左右的事了，我現在嘗試看公共醫療體系是否能夠支付，再試一次看看。

沒有醫治必要

國際特赦組織訪問過的人說，他們在小時候經歷的手術不是出於緊急必要，而是用來讓他們符合男孩或女孩「應該」看起來的樣子。

但不應該忽略這些手術的影響，許多國際特赦組織談話過的對象都表示，這些手術長遠地對他們的健康、性生活、心理健康和性別認同造成負面影響。

在沒有知情同意或足夠資訊的狀況之下執行此類手術，已經違反了人們保持身體完整性的權利，並可能對他們的性與生殖權利造成長遠影響，尤其是這些手術可能嚴重影響人們的生殖能力。

「醫生們認為他們在做好事，讓我們可以更加融入社會，但他們不了解的是，

更糟糕的是身體遭到損傷。」——安由（Anjo），行動者，德國

史黛芬的故事（Steffi）

我40歲，但我生下來時性別「模糊」。11歲時我才偶然發現我的診斷結果，在一次年度檢查中，報告寫說「移除卵巢後，所有傷口都癒合的很好」。接著我和母親展開對話，那是令人衝擊的轉捩點，從下一秒開始，我便不再是個孩子。

我的子宮也被移除了──它應該被留下的。我只被告知說：「這些藥丸會幫助你的女性化發展…」

醫生告訴我這種情況十分罕見，我不應該尋找其他同樣受影響的人。我相信了他的說法。直到28歲時，我壓抑一切，扮演一個開心的女孩和女人。沒有人知道我身體內的狀況。

我在一個自學團體中學習成長，對我來說那是很大的心理支持，我可以看到其他人處理事情的方式。有人支持你，知道你需要時他們會在那裏。

我被確定為嚴重殘疾。過去12年，我一直在接受內分泌治療。2011年，我的賠償訴訟遭拒絕，因而告上法庭。但那起案子也不被受理，根據法院，（為我開刀的）專家提供了「合理的診斷」。

這項裁判對我十分衝擊，我覺得被司法系統遺棄了。但我不想讓這項專家意見有立足之處，我必須上訴，但我不知道結果會是如何。

默不行動可能導致的結果

最新的研究主要聚焦在那些孩提時代或青春期時已經經歷過手術或療程的人，而非那些尚未經歷手術或療程者。因此，尚未受到干預方的證據還未經證實，然而目前的研究結果顯示，經歷手術者表達了不滿。

M*是一名德國內科醫師，她告訴國際特赦組織她之前曾經治療過年紀較長的患者，帶有雙性性徵但從未經歷過手術。她說：「沒有人告訴我他們很生氣當時沒有接受手術。一些未曾經歷過手術的人發現尿尿時和別的男孩不太一樣，但不是什麼大問題。」

行動者也告訴國際特赦組織，他們過去看到父母決定延後決定做是否動手術的種種好處。

雖然目前缺乏長期的研究，但這種研究將會為延後採取措施樹立影響力。在考量手術的價值時，評估未經過手術者的個人生活品質與健康應成為一項關鍵指標。

勇敢發聲

雙性人旗幟

1990年代，越來越多小時候經歷醫療干預的多元性徵者站出來，述說他們的經驗。許多人特別提到他們反對「正常化」的醫療行為，提倡使用「雙性」的詞彙。

從那時開始，各式各樣的組織、行動者團體、人權捍衛者與支持團體投注許多心力提升這項議題的能見度。這些倡議與提升關注的努力，讓雙性人權利也被寫入12個聯合國機構的一項呼籲國家終止針對LGBTI（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和雙性人）的暴力與歧視宣言中，並特別關注「在沒有經過本人同意的狀況下，對雙性兒童實施不必要的手術和治療」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