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讓恐懼改變我們

作者:國際特赦組織John Dalhuisen

 

過去兩年,歐洲發生一連串恐怖攻擊事件,導致數百人傷亡。這些令人震驚的罪行針對的不只是個人,也意在攻擊我們的社會、自由與生活方式。顯而易見地,我們必須保護人們不受這類無節制攻擊傷害,然而,也不代表我們可以不擇手段達成目的。關鍵在於,安全保護不應該也不會透過侵犯其他政府理應保障的權利獲致。

 

過去兩年歐洲發生深遠的觀點改變,從視政府為保障安全,讓人民享有權利的角色,轉變成政府必須限制人民的權利以提供安全的觀點。這項觀點改變導致國家和個人權利之間的界線開始默默地重新界定。舉例來說,2015年11月可怕的巴黎恐攻事件之後,法國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並開始展開一連串新的反恐措施。其他國家很快地跟進,在國內通過嚴苛的新法案,漣漪效應擴散至整個歐洲,導致更進一步的長期「安全債」。

 

個別的歐洲國家與區域共同體為了回應這些攻擊,提議、通過並實施一波又一波的反恐措施,不但侵蝕了法治原則,加強行政權、剝奪司法控制、限制表達言論的自由並讓所有人處於政府的監控之下。漸漸地,二戰之後一步一腳印細心建立起來的權利保護體系正在遭到解體。

 

根據今天發佈的一項報告,國際特赦組織發現各別歐洲國家急忙通過大批新法案和修正案,侵蝕法治原則並破壞基本自由。最近一波反恐措施無論法律或實務均被證明為歧視,且不成比例地造成深遠的負面影響,特別是對於穆斯林、外國公民和被視為是穆斯林或外來的族群影響更深。

 

男女和小孩遭到口頭與肢體騷擾,乘客被趕下飛機因為他們「看起來像恐怖份子」。法國海灘禁止婦女穿著遮蔽全身的泳裝,希臘的難民孩童因為把玩塑膠玩具槍遭到逮捕。

 

歐洲上下最令人憂心警覺的發展是各國想辦法讓進入或延長「國家緊急狀態」更簡單,作為恐怖主義或暴力攻擊威脅的因應措施。在一些國家,緊急措施理應是暫時的,卻成為一般法的一部份。例外情況下賦予的權力卻越來越多成為永久的國家法律一部份。

 

在歐洲政治情緒高昂的狀況下,對於那些即將交付給政府的各種權力和對生活的限制,人們應該極度謹慎小心。極右翼言論、反難民觀點、刻板印象與歧視穆斯林、無法包容言論自由或其他形式的表達自由興起,增加了緊急狀態之下,政府用和真正國安毫不相干的理由,以權力鎖定特定族群,而這些都已經在歐洲發生了。

 

引發、延長緊急狀態的門檻逐漸變低,未來幾年可能繼續下調。當國際人權法清楚規定例外措施只能在真正緊急的狀況,也就是「戰爭期間或其他威脅國人生命的公共緊急避難」狀況下實施,然而認為歐洲正面臨永久的緊急狀況,這樣具侵蝕性的想法卻逐漸流行。

 

許多歐洲國家,尤其是過去鮮少經驗過恐怖主義的國家,在面對恐怖主義相關的嚴重攻擊時,強硬路線成為吸引力十足的選擇。這些政府將享有一系列極可能不受限制的權力,掃蕩所有相關人士。

 

然而最終,對社會凝聚力、對國家運作、對尊重人權和法治來說,這些對個人生命和國家的威脅不單單僅來自於單一的刑事暴力事件,不管這些暴力是多麽想摧毀制度和破壞這些原則。威脅來自於準備在這些暴力攻擊面前,拋棄自身價值的政府和社會。

 

2015年11月15日,就在妻子於巴黎巴塔克蘭歌劇院攻擊之下喪命的兩天後,Antoine Leiris寫了一封公開信給兇手:

「週五時,你奪走了一條偉大的生命,我一生的摯愛,我兒子的母親,但你得不到我的憎恨...你可能希望我感到害怕,讓我以懷疑的眼光看待我的市民同胞,犧牲我的自由換取安全。你失敗了,我不會改變的。」

 

如果我們不想要一個自由成為例外,被恐懼統治的社會,我們應當學習Leiris的態度。不要讓恐懼改變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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