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讓子彈一槍打死我，也比每天在這裡一點一滴被慢慢殺死好。」 遭遺棄在諾魯的難民

 

降落諾魯的時候，感覺飛機快要碰到海了——這個小島比我去過的任何機場都還要小。眼前的景象並不親切，大部分內陸地區由於數十年來過度開採磷酸鹽而毀壞。炎熱、沙塵和流浪狗到哪都跟著你。

 

過去15年來，工作之故，我幾乎去過世界上大多數的衝突地區，對於折磨、不公正和絕望，我以為自己已經瞭解得夠多。但我在諾魯看到及聽到的一切將會糾纏我一輩子。

 

三年前，澳洲政府決定將乘船前來，試圖抵達澳洲的難民轉移至諾魯。從那時開始，數百名男女及孩童被困在這座偏遠的島嶼，生活於惡劣的環境之中。許多人為嚴重的身心疾患所苦。他們的未來極度不確定。

 

澳洲與諾魯政府非常清楚發生在這裡的情況多麼糟，並竭盡所能隱藏事實。四年前，難民開始來到諾魯之後，新聞記者或獨立調查員幾乎都無法入境諾魯。

 

更令人不安的是，澳洲政府聘僱在諾魯工作的人都宣示要保密，澳洲法律規定，服務供應商如果揭露任何有關諾魯的情形，將面臨兩年有期徒刑。由於從事人權工作，我曾去過許多「封閉」的國家和地區，包括中國、烏茲別克、車臣、斯里蘭卡北部與巴林，但我從來沒有看過如此持久—而且成功—隱藏人權侵犯不讓外界知道的例子。

 

在這座島上，將近1,200人，來自阿富汗、緬甸、伊拉克、索馬利亞、伊朗和許多地方，那在那裡，他們面臨恐怖的困難與壓迫，逃離內戰和濫權的政府，忍受各地惡劣艱困至極的旅程，終於勇敢地乘著破爛的船隻，戰勝公海，抵達他們聽說能夠提供自由、和平和尊重權利的國家。

 

但澳洲粉碎了他們的夢，澳洲政府不僅沒有依照國際法和基本人道原則需求提供難民保護與庇護，反而決定要利用這些人，透過用最惡劣的方式對待這些人，嚇阻不讓更多人前來。

 

充斥諾魯的絕望十分明顯。雖然將近70%被送到諾魯的人已經被認定為難民，卻哪裡都去不了。澳洲曾經說過永遠不會接受這群人，但卻沒有提供任何其他的選擇。即使那些已經獲得諾魯旅行文件的人也無法離開，文件上在國籍欄寫著「難民」，嘗試用這些旅行文件申請他國簽證的人很快就會發現這些文件根本沒有用處。

 

一開始，人們被告知他們被送去諾魯「六個月」等待身分批准。三年之後，他們覺得自己被騙了，而且已經被遺忘。一名男子告訴我：

 

「從很多層面來說，這裡比監獄更糟。至少在監獄，你知道要被關多久。你至少有機會出獄。」

 

抵達諾魯後好幾個月，人們被關在收容所中。他們住在苔蘚滿布的帳篷，監獄般的環境惡劣至極，必須大排長龍領取食物和上廁所，且不能帶食物到帳篷裡給孩子們吃。警衛經常性地搜查帳篷沒收東西，譬如縫衣針、拋棄式刮鬍刀還有修容用的小鑷子。淋浴時間限制兩分鐘，之後警衛就會把水關掉，強迫大家出來，有時人們頭上還有洗髮精，身上還有肥皂泡沫。

 

只有400人獲得居住在諾魯當地社區的資格，他們的生活環境有稍微好一點。但仍面臨新的嚴重挑戰。許多人，尤其是女性，告訴我他們每天都面對來自當地人的羞辱、性侵犯、性騷擾和攻擊。

 

Dalileh和丈夫逃離伊朗，最後於2013年夏天落腳諾魯。她告訴我，有一次半夜她聽到外面的聲音而起床，因為擔心當地的小偷會再次偷走放在外面衣服和鞋子而出門查看。

 

她說：「接下來我只記得被頭被狠狠打了一下，然後兩個男人跑走。血不斷流到我的臉上。」

 

一輛救護車載Dalileh到醫院，醫生在她的頭上縫了8針，警察接下來發現一隻攻擊她的金屬槌子。然而，當Dalileh和丈夫試圖報警時，警察拒絕成案，驚人地說：「Dalileh可能是自己撞到的。」

 

我在諾魯遇到的所有人，包括年輕的孩子，都有健康問題，許多人的十分嚴重──心臟病、不斷惡化的糖尿病、乳房腫塊、多種感染與骨折。許多難民說，他們已經看過當地的醫生，也看過澳洲政府聘僱的醫生，但從沒有受到適當的治療。最令人難受的是，人們沒有辦法取的自己的病歷，就算不斷要求也一樣。取而代之的是一堆藥丸，據多數人稱這些藥丸讓他們的病情更嚴重。

 

一名男性說：「如果要被轉移到澳洲，你基本上必須快死了。不然他們會一直說，狀況還沒那麼糟，還沒糟到必須轉移治療。」

 

另一名為多重藥物問題所苦的男性說：「我以為我逃離了死亡。但現在我開始覺得，讓子彈一槍打死，也比三年來，每天在這裡一點一滴慢慢殺死好。」

 

在諾魯，最令人震驚的是患有心理創傷、自殘、試圖自殺的人非常多而且非常普遍。幾乎每個我訪談過的人都曾嘗試自殺或想過自殺。

 

Faraz是一名來自伊朗的藝術教師，他和妻子與10歲的兒子來到諾魯。他說，他的妻子自抵達的那一天起，每天都十分憂鬱，而且過去一年越來越嚴重，尤其是在他們的房子被兩名當地人兩度攻擊之後。兩個月前，他出門抽菸，回家時發現妻子已經失去意識，床邊放著一包空的藥袋。醫生試著挽回她的生命，但在醫院以及她待了兩個月的營區精神病房內，她仍不斷嘗試終結自己的生命，吞藥或洗髮精、用床單上吊或用塑膠刀割腕。

 

「每次我去看她，我都快瘋了。我看到她手臂上的瘀青和抓痕。他們強迫餵食和給藥，並且在雙手綑綁的狀況下，把她拖到浴室和廁所。」Faraz說，

「當我質問醫生時，他說這是治療計畫的一環。我受不了了，於是把她帶回家…我的兒子心理嚴重受創，他再也不出門。他不做任何事。我眼睜睜看著我的家庭分崩離析，最糟的是我什麼都做不了。」

 

即使孩童也試圖自殺。Ali告訴我，在家人不斷被塔利班威脅和攻擊之後，他帶著兩名正值青春期的兒子逃離阿富汗。他的妻子的哥哥遇害之後，妻子很快地也去世。但現在卻在諾魯，他才最擔心他的兒子。小兒子已經試圖自殺好幾次了。

 

Ali說：「我努力把所有東西藏在這間小小的房裡──藥丸、刀子。我不讓他出門，因為我擔心他會傷害自己。」

 

或許（諾魯的）酷刑是在我的人權工作中所記錄過最糟、最傷痛的。要從這種完全失去控制的肢體暴力中完全復原非常困難。但在諾魯，我瞭解事情還可以更糟。人們被刻意逼向絕望的深淵，對自己施加酷刑一般的對待，因為他們認為這是唯一讓自己的聲音被聽見的方式。

 

面對如此對待人們的系統，沒有脫罪的藉口或寬恕。澳洲和諾魯必須終結這場離岸的惡夢。

 

﹡編註：文中所有名字均經修改，以保護難民身分。

原文最初刊登於The Huffington P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