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VE WIRE】女性權利——我們走了幾哩路?

 

今年3月8日國際婦女節的慶祝活動,將是女性權利的里程碑。20年前在北京的一場歷史性會議中,世界各國的領袖誓言將保護並促進女性權利;而不久之後,各國領袖將齊聚位於紐約的聯合國總部,評估這20年來的成果。Renu Adhikari醫師是即將與會的女性行動者之一,以下是她我們分享過去20年來她所看到的進展。

 

文/Renu Adhikari醫師

 

過去24年,我在尼泊爾為女性權利努力,一開始我關注的是人口販運和人體免疫缺乏病毒(HIV)。我遇到一位曾被販運的女孩,而她的故事讓我再度思考,究竟我該繼續當個醫生還是該為女性權利做點什麼。那時,我不曉得非政府組織是什麼,然而,因為對女性權利的熱情,我依然在1991年創立了婦女康復中心。

 

當我開始走訪村落,我開始體認到「結構性歧視」,並了解到我們必須更深入的探討女性權利。有一次,我在醫療營中遇到一位背痛的女人,當我診察她時,在她的陰道中發現一片拖鞋上的橡膠。我把異物取出,她一部分的子宮連著膿、血和分泌物一起流出來,當時的我感到十分震驚。

 

她跟我述說她的故事,她在13歲時結婚,19歲時已經懷孕了4次,包含兩次流產;23歲時,她已受子宮脫垂之苦,而她的丈夫也另結新歡,而身為一位單親媽媽,她必須特別努力的工作。當時,沒有人談論子宮脫垂,那是23年前。

 

我開始寫作並談論這項議題,這非常不容易,我被醫師同事們指責,為何我只談論子宮?但我的好朋友(也是盟友)Aruna醫師支持我,於是我開始進行提倡女性權利的運動,教導婦女如何使用環型子宮托(以防止子宮脫垂),並宣導終止各種性別暴力——小至社區,大至國家層級。


前往北京之路


1994年,在第四屆世界婦女會議於北京舉行之前,我前往紐約市參加籌備會議。身為醫師,一開始我對於社會指標與人權沒有什麼概念。

 

那時我並沒有太多的期待,我對大家的討論一知半解,但我很快地發現,這是一個我可以談論像是子宮脫垂、性權利、與生育權利的地方,這些議題沒有被廣泛討論。會議中有上千名女性,我可以拓展人脈並和其他女性權利行動者學習。

 

當人們問我媽媽「你女兒在做什麼?」時,有好幾次她哭了,那讓我覺得我做了錯事。但是為北京會議準備的過程中,我再次充滿活力,這讓我確信我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北京會議的影響力

歷史上有一些時刻,事情累積到了某個程度,就會被提出來討論,北京會議就是如此。在許多婦權團體的倡議與爭取之下,《北京行動綱領》被採用了,這一切都要歸功於人際網絡的力量,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團體和個人在北京的共同努力。

那時的尼泊爾,行動者才剛開始能談論民主與女性權利,而北京會議是一個我們能暢談這類議題的地方。北京會議之後,尼泊爾當局設立了婦女部,實現了我們的需求,而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5年之後,政治上的努力都白費了。婦權運動的政治精神越來越低,而《千禧年發展目標》也削弱了《北京行動綱領》;接著,「性別主流化」取代了許多其他的女權議題,舉例來說,尼泊爾的性別主流化計畫淪為表面功夫,沒有人談論政治性與結構性的女性權利議題,而光是在各個職位安插女性並不代表「平等」。

 

20年後

 

我開始致力於婦權運動,某次在醫療營裡,我從婦女的陰道中拉出一片拖鞋上的橡膠;然而,我們在子宮脫垂與性別歧視議題上耗費20年的精力與努力之後,最近我在醫療營中,從婦女的陰道內拉出一條用來防止子宮脫垂的長布,而她距離政府醫院不過10公里。

女性權利行動者在北京會議中提出這些議題,但是這些議題的嚴重性卻被沖淡了,當局設計了個別計畫,但是結構性的改變從未發生。

3月的聯合國會議將檢討自北京會議以來的進展,也是一個反省、檢視、並推展這些成就的時機。然而,我們也要對於世界各地過去的失敗更加小心,那是20年後我想出席會議並參與討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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