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特赦組織已經離開香港,但黑暗中仍會有燭光

文/ 鄒幸彤,人權運動者、天安門晚會籌辦人、大律師,目前被關押在香港

國際特赦組織在我的城市營運了超過40年後,香港辦公室關閉,那是個悲傷的時刻。

這個組織對我來說非常重要——原因不僅止於他們從我去年入獄以來,不斷發起倡議爭取讓我重獲自由。

國際特赦組織一直是給予我人權工作國際觀點的窗口。看到組織結束運作,就像看到一部分的自己消失,只剩下一具空殼漂浮在瓦礫中。

我和國際特赦組織的連結並非始於香港,而是我在英國劍橋的求學期間。當時,我只是個無知的大學生,以為有不少組織致力於天安門鎮壓或其他中國相關議題。

但是我卻找不到任何專精於這個領域的組織,於是便加入劍橋大學國際特赦組織(Cambridge University Amnesty International)。

我加入以後才知道國際特赦組織是全球最大的會員制人權組織,在超過100個國家擁有數百萬名會員——以民主的方式選擇關注的議題和運作的方向,且獨立於任何政治權力或國家力量。一個想法的團結力量得以如此巨大,這個觀念令我驚豔。

組織由下而上的草根方式能夠超越文化和國界,將凡人的力量集結成沒有國家能夠忽視的力量。我鼓起勇氣參選執行委員會,成為執行委員——規劃世界各地良心犯的寫信小組,以及展覽、課程、辯論、電影放映、募款晚會,甚至競爭激烈的寫信比賽。

我作為個人和集體的一員,能夠做些什麼來對抗不公不義,感覺很棒。

劍橋大學國際特赦組織最經典的活動是「籠子」(CAGE!)。一群學生一天24小時輪流關在國王學院草坪上的籠子裡,同時請人連署、捐款或採取行動。現在我自己就是被發起活動的一名良心犯,我在獄內確實睡在一張很硬的床上。但我其實並沒有感覺那麼不舒服。

劍橋大學國際特赦組織的自由度很高,我第一次試著在劍橋規劃六四的紀念活動就是在劍橋大學國際特赦組織的保護傘之下。國際特赦組織是我倡議的靈感來源。如果沒有當時的嘗試和經驗,我可能就不會成為現在的我。

2010年回到香港時,我代表國際特赦組織——與世界各地的同事一起工作。我學到的是,透過傾聽其他人的故事和困境,感覺就更不會被自己的問題困住。這可以幫助你發現,自己的困境並不是唯一的困境。

數十年來我一直熱情參與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這個組織規劃香港的天安門晚會——直到2021年我們許多最知名的成員遭到拘留,支聯會被迫解散。

支聯會和國際特赦組織截然不同。支聯會是由盡責且熱情的成員所經營的小型、單一議題組織,受到香港人民的尊重與喜愛。

我有幸經歷香港曾經開放且多元的時期,當時國際人權組織不會因國際地位而受到懷疑和敵視。人們能夠參與當地組織和國際組織,與其合作和互動,不同經驗因此能夠互補,整體公民社會也能以多樣和交流的方式成長、進步,讓香港成為真正的世界城市。

但那不是下一代所繼承的香港。香港社會正在往完全相反的方向後退——拒絕多元化、敵視國際觀點,雜亂無章且飽受摧殘的公民社會愈來愈害怕與他人合作。這讓像我們支聯會這樣的組織難以生存,而這就是當局的本意。

國際特赦組織的離開,對外界來說是香港人權現況有多糟的明確警訊。我們不能再假裝香港擁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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