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天，總統說要關掉一座博物館，你會更想去看嗎？

撰文／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 秘書長 邱伊翎

如果有一天，總統說要關掉一座博物館，你會更想去看嗎？在秘魯，很多人真的這麼做了。

提到秘魯，多數台灣人想到的可能是馬丘比丘、印加文明，或安地斯山脈的壯麗景色。但很少人知道，這個南美洲國家至今仍在面對一段充滿爭議的歷史記憶，以及尚未完成的轉型正義。

這次因為全球大會在巴西，我們順道拜訪南美洲的二個分會，秘魯分會跟智利分會。拜訪智利分會的同時，我們也去參訪了智利的國家人權委員會，理解他們的提名及運作模式，及跟台灣的差異。在秘魯，我們則特別造訪了一座近年來持續捲入政治爭議的人權博物館：Lugar de la Memoria, la Tolerancia y la Inclusión Social（簡稱 LUM），中文翻譯為「記憶、寬容與社會包容博物館」。

它位於利馬米拉弗洛雷斯區面向太平洋的海岸懸崖上。海風徐徐吹來，眼前是壯闊的海景，很難想像這片土地曾經與暴力、恐懼和創傷緊密相連。博物館所在地，曾是秘魯內部武裝衝突期間海軍拘押與刑訊異議人士的地點之一。2015 年，建築師事務所 Barclay & Crousse 將這片帶著傷痕的土地改建為博物館，試圖讓人們重新面對過去，而不是選擇遺忘。然而，即使到了今天，這座博物館依然充滿爭議。

近年來，多位政治人物批評它「立場偏頗」，秘魯右派政治人物，包括總統及利馬市長，都曾公開主張應該關閉這座博物館。對他們而言，LUM 博物館過度聚焦國家暴力，傷害了軍警形象；但對許多受害者家屬、學者及人權團體而言，它卻是少數願意誠實面對歷史的公共空間。

一進入 LUM 博物館就會看到好幾件藝術裝置，它的策展理念不是單純重建歷史事件，而是透過藝術、建築、證詞與文獻，共同討論「記憶（memory）」本身。LUM 博物館本身希望促成不同記憶的對話及和解，因此在博物館內，也會看到不同形式、不同觀點的呈現。無論是懸掛在天花板的巨型印加結繩記事系統（Quipu），或是由枯木、家具與廢棄物組成的人形裝置，它們談論的都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普通人的生活。戰爭與國家暴力帶走的不只是生命，也包括家庭、鄰里與社群。那些留下來的椅子、工具與樹根，像是在提醒觀眾：歷史上被記錄為七萬名死者與失蹤者的人，其實曾經都是有名字、有工作、有家庭的人。

一段至今仍無法和解的歷史

1980 年至 2000 年間，秘魯經歷長達二十年的內部武裝衝突。極左翼毛派組織「光輝道路」（Sendero Luminoso）試圖透過武裝革命奪取政權，秘魯政府則以軍隊與警察展開反叛亂行動。雙方都犯下嚴重暴力。根據 2003 年秘魯真相與和解委員會（CVR）的調查，約有七萬人死亡或失蹤。其中大多數受害者並不是政治領袖，也不是武裝份子，而是生活在安地斯山區的農民與原住民族社群。他們可能被光輝道路懷疑是政府支持者，也可能被政府懷疑是叛軍同情者。在兩股暴力之間，被迫成為最沉默的犧牲者。

館內展覽正是以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報告為基礎，透過照片、錄影紀錄、口述證言和互動展示，重建那段歷史。它記錄光輝道路發動的恐怖攻擊、暗殺與屠殺，也同時呈現軍警涉及的法外處決、酷刑與強迫失蹤。或許正因為如此，它至今仍是爭議的核心。當一座博物館同時要求國家與非國家武裝組織面對責任時，它不可避免地會讓某些人感到不舒服。

秘魯分會的同事跟我們分享，許多人其實不喜歡被稱為「原住民」。因為在他們的理解裡，他們本來就是這片土地最早的居民。為什麼還需要被額外標示？這些問題看似只是用詞選擇，背後卻涉及歷史、文化與政治。而這也正是許多轉型正義工作最困難的部分。

一座博物館背後，是尚未完成的轉型正義

很多人以為，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提出報告後，轉型正義就完成了。但根據各國及台灣的經驗都顯示，事情遠遠不是如此。

2003 年秘魯真相與和解委員會（CVR）完成報告後，大量案件被移送司法機關調查，其中最受矚目的便是前總統藤森謙也（Alberto Fujimori）政權期間的強迫失蹤、法外處決與其他人權侵害案件。2009 年，藤森謙也因涉及高地區（Barrios Altos）與拉坎圖塔（La Cantuta）等案件，被秘魯法院判決有罪，成為世界上少數因人權侵害而在本國法院被定罪的前民選總統之一。

藤森謙也是秘魯 1990 年至 2000 年的總統，在 2000 年因貪腐與人權爭議下台，之後離開秘魯；他後來遭引渡回國受審，並於 2009 年因人權侵害案件被定罪。藤森的女兒藤森惠子（Keiko Fujimori）也在三次敗選（2011、2016、2021）後，2026 年第四度參選成功，成為現任總統。藤森家族及其支持者所代表的政治勢力，至今仍是秘魯右翼政治的重要力量。

除了藤森之外，一些軍方成員、情報體系人員及武裝組織成員也陸續遭到起訴或定罪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建議建立全面賠償制度，之後秘魯政府制定了綜合賠償計畫（Comprehensive Reparations Plan），包括個人金錢補償、教育補償、醫療照護、集體社區重建、象徵性賠償、公民權回復等措施。但是許多結構根本沒有改變。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最重要的發現之一是：秘魯暴力的根源不只是光輝道路或軍警暴行，而是整個國家長期存在的種族、階級與地域不平等。大多數受害者是生活在安地斯山區的貧困農民與講克丘亞語（Quechua）的族群。而今天的秘魯，這些問題依然存在。利馬的政治菁英仍控制大部分國家資源。山區、原住民族與農村社群仍普遍感到被中央政府忽視。

統治結構並未改變，公民社會空間持續惡化

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觀察，2022 年底至 2023 年間，前總統卡斯提歐（Pedro Castillo）遭罷免後引發全國抗議，政府安全部隊在鎮壓過程中造成至少 50 名平民死亡、超過 1,400 人受傷。國際特赦組織認為，相關證據顯示政府高層與指揮系統可能需要為這些死亡與傷害負責。值得注意的是，死者多數來自貧困地區、農村社群與原住民族群體。國際特赦組織指出，抗議者經常被貼上「恐怖分子」或「罪犯」標籤，而這種污名化正是秘魯衝突歷史中的熟悉語言。

近年來，國際特赦組織在秘魯持續關注的議題，已不再只是歷史真相，而是民主制度與公民空間的持續惡化。包括限制公民團體運作的新法規、對記者及人權捍衛者的威脅、對 2022 至 2023 年鎮壓事件缺乏究責，以及可能為 1980 至 2000 年衝突期間重大人權侵害提供豁免的法律改革。

APCI 法案是近年秘魯人權團體高度關注的議題之一，全名為 Peruvian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簡稱 APCI)，原本是負責管理國際援助與合作事務的政府機構，但 2025 年通過的法律修正，大幅擴張了政府對 NGO 的監督權限，引發人權團體、媒體及國際組織擔憂。新法包括：要求接受國際合作資金的公民團體必須向 APCI 強制登記。NGO 必須向政府提交計畫、活動與方案內容。 政府對 NGO 計畫擁有事前審查與批准權。政府可對組織課予行政處分或制裁。新修正的法案將大幅限縮 NGO的空間，甚至如果有人權團體使用國際基金協助受害者控告政府軍警濫權、強迫失蹤或法外處決，可能將面臨行政或法律風險。

2026 年，秘魯通過法律，允許部分涉及軍警的案件由軍事法庭審理，而非一般司法體系。國際特赦組織批評此舉可能削弱人權侵害案件的獨立調查，影響受害者獲得真相、正義及賠償的權利。 這個議題之所以敏感，是因為 1980 年至 2000 年間內戰時期的大量強迫失蹤、酷刑和法外處決案件，本來就是由軍方和警察涉及。國際特赦組織批評秘魯政府將部分涉及軍警人員的案件移交軍事法庭審理，認為這將削弱受害者獲得真相、正義與賠償的機會，並可能進一步鞏固「有罪不罰」（impunity）文化。對許多受害者團體而言，這等於是在慢慢削弱真相與和解委員會（CVR）過去二十年建立的成果。

在秘魯，我們看到即使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完成調查、前總統遭到定罪、賠償計畫開始推動、記憶場所已經建立，轉型正義也不會自動完成。歷史記憶可能被重新詮釋，受害者的聲音可能再次被邊緣化，而那些看似已經獲得共識的人權價值，也可能重新遭受挑戰。

近年來，國際特赦組織持續關注秘魯在抗議鎮壓、司法獨立、公民社會空間及歷史究責等議題上的倒退現象；而圍繞著 LUM 博物館的爭議，正是這些更大政治角力的一部分。

今天，無論是在民主國家還是專制政權，都可以看到相似的趨勢。越來越多政府試圖削弱公民社會、限制獨立媒體、攻擊人權捍衛者、否定歷史事實，或將不同意見者描繪為威脅國家安全的敵人。民主選舉並不必然保證人權進步，而專制主義的手段也正以新的形式跨越國界擴散。歷史一再提醒我們，人權可能前進，也可能倒退；民主可能深化，也可能被侵蝕。

民主不會自動深化，人權也不會自動進步。當威權主義的手段在世界各地以不同形式擴張，權利不會自己被守護，只有足夠多的人願意站出來發聲與行動，才能阻止人權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