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急時刻專案】公民社會遭大規模鎮壓

公民社會發聲譴責人權侵害、向強權說真話卻遭到批評和攻擊,這樣的情形屢見不鮮。但是當局近期的攻擊規模以及無所不在的噤聲手段不僅前所未見,也令人極為擔憂。近日我們看到全球打壓人權的情形漸增,也越來越少有坦率維護人權的領導人,而那些勇敢抗議不公不義的人,則遭受比以往更強烈的無恥、致命攻擊。在過去幾年,我們看到許多政府使用類似招數讓批評消失和侵害人權,而且毫無悔意,這種情形實為駭然。

人權捍衛者和公民社會組織的工作依然面臨重重危險,世界各地的政府和掌權者利用非法監控、抹黑行動、不公起訴、騷擾等手段,頻頻針對人權捍衛者。有時候當局為了打壓異議人士,甚至訴諸恣意拘留、強迫失蹤、酷刑和殺害等可怕行徑。

公民社會面臨更龐大的鎮壓,那不同的人權捍衛者會受到什麼影響?

人權捍衛者 

人權捍衛者有很多種面貌,他們可能是新聞工作者、律師、醫療專業人士、教師、貿易工會成員、或是有志於捍衛與促進人權的吹哨者。

人權捍衛者常常只因向強權說真話就面臨極大風險,例如,根據我們的夥伴組織前線衛士(Front Line Defenders)所蒐集的數據,2017-2019年間,每年有超過300名人權捍衛者遭到殺害。

除了殺害人權捍衛者,國家和掌權者也會用各種手段來打壓他們的聲音,包含威脅、恣意拘留、酷刑及其他不人道對待、非法監控、旅遊禁令、以及抹黑行動,試圖讓他們的工作和聲譽失去合法性或正當性。政府也會透過舊有法律或另立新法來限制表達自由權、和平集會與結社權,還會藉機將人權活動定罪。

1,535

根據聯合國資料顯示,2015-2018年間,全球有1,535名人權捍衛者遭到殺害。在2018年1月1日至10月31日期間,經聯合國記錄及查驗發現共有397名人權捍衛者、記者、貿易工會成員遭到殺害,這表示平均每週有至少9名人權捍衛者喪命。

 

二分之一

根據聯合國統計,大約半數的受害者都曾和相關社群合作,在土地、環境、貧窮、少數族群和原住民權利、企業活動影響等議題上耕耘,其中每10人有1人是女性,而所有遭殺害的人之中有四分之一是記者和部落客,大多數人的遇害地點在發生衝突的國家之外。

 

85%

根據前線衛士資料顯示,在有數據的情況下,2019年遭殺害的人權捍衛者中有85%在生前曾遭威脅,有些是個人遭到威脅,有些則是工作的社群或團體遭到威脅。

女性人權捍衛者

女性人權捍衛者也和其他人權捍衛者一樣,在全球皆面臨相似的攻擊情形。他們也會因個人從事的工作而遭遇威脅、攻擊、恣意拘留、抹黑、酷刑、殺害。

除此之外,他們也會面臨與性別有關的特定言語暴力和肢體暴力,例如對他們施以性暴力作為酷刑,只不過因她們的身分和捍衛女權的關係,或是因為她們提倡性別平等和性。她們也會遭遇邊緣化和歧視,有時候這樣的情形甚至來自自己的家人,此外,因為在大眾眼中身為女性或非二元性別的倡議人士,她們也會因此遭受個人攻擊。

根據前線衛士的資料統計,2019年遭殺害的人權捍衛者中,有13%是女性。

原住民與環境權利捍衛者

環境權利捍衛者為保護環境、土地、及領地相關權利發聲,這些人多是社群領袖或倡議者,他們的行動主要是保護自身社群的權利和生活福祉,尤其是避免家園、空氣、水源、土地、領地、森林被破壞和汙染。許多環境權利捍衛者是原住民。

致力於土地、領地、環境議題的人權捍衛者,面臨基於利益的自然資源開發、猖獗的貪腐情形、政府不力、以及系統性貧窮等,因此通常也處於更大的風險之中。

據聯合國紀錄,2019年遭殺害的人權捍衛者中,將近半數曾與相關社群合作,推動土地、環境、貧窮、少數族群和原住民權利、企業活動影響等議題。

2018年10月24日,環境人權捍衛者朱利安.卡里約(Julián Carrillo)遭不明男子殺害;卡里約來自墨西哥北邊的契瓦瓦州(Chihuahua),是Coloradas de la Virgen社群的塔拉烏馬拉(Rarámuri)原住民族領袖。他在生前因捍衛位於Sierra Tarahumara的祖傳領地,曾遭受威脅和騷擾;在近幾年,他家中至少有5人也遭到殺害。

LGBTI權利捍衛者

當局和非國家行為者常透過各種策略來阻礙LGBTI權利捍衛者的工作,而這些行徑常是根深蒂固的歧視和邊緣化所造成。LGBTI權利捍衛者會面臨交叉形式的歧視,不僅因為他們身為人權捍衛者的工作,也會因為外人看待LGBTI的眼光而遭受恐跨性別或恐同的待遇。

國際特赦組織記錄了許多這樣的案件,當局會審查網路上有關LGBTI的言論,或是禁止驕傲遊行(Pride),後者這般行為已違反和平集會權。許多LGBTI權利捍衛者也會因個人身分或行動遭受肢體攻擊,甚至遭到殺害。許多國家的法律依然將同性性行為、推動LGBTI意識的行為定罪,造成許多倡議人士面臨起訴、監禁與其他形式的攻擊。

波蘭三名女性人權捍衛者因製作和張貼聖母瑪利亞配有彩虹光環的海報,被當局以「冒犯宗教信仰」之毫無根據的罪名起訴。這三名女性只不過是反抗仇恨與歧視,現在卻可能面臨最高2年刑期。在11月開審之前,全球超過14萬人加入了國際倡議行動,呼籲波蘭的總檢察長撤銷針對這三名女性的控訴,因為她們只是行使人民的表達自由權。國際特赦組織連同其他五個重要人權組織也一起為正義奮鬥。



© Grzegorz Żukowski

當局故技重施侵害人權

國家和其他掌權者為了壓制勇敢發聲和對抗不公的人,正在轉而使用更明目張膽的伎倆,攻擊規模也更甚以往。近來當局透過各種手段,阻止公民社會組織和人權捍衛者揭發人權侵害、表達反對意見、推動改變等,下方列出了部分例子。

殺害與強迫失蹤

許多人權捍衛者因為捍衛與提倡人權而面臨致命的下場。世界各地的人權捍衛者起身對抗不公的法律、批評政府行為、或引發大眾關注人權侵害,卻因此在夜晚從家中被帶走,從此不見身影,甚或遭到殺害。

根據聯合國資料顯示,2015-2018年期間,全球有1,535名人權捍衛者遭殺害。

許多人權捍衛者遭到強迫失蹤,被迫離開摯愛和身邊的社群。他們常在完全沒有警告的情況下,被政府官員從大街上或家中抓走;他們有時候會遭到武裝的非國家行為者綁架,例如反政府武裝團體。有些人從未獲得釋放,他們遭遇酷刑、或是被殺害,親人無法得知其命運和下落。因此,親友持續在不確定中受盡痛苦憂傷,而他們為了尋找真相,自己也面臨危險。

巴基斯坦人權捍衛者兼獨立研究員伊德里斯.哈塔克(Idris Khattak)遭到強迫失蹤。2019年11月13日,哈塔克從伊斯蘭馬巴德(Islamabad)要回到白沙瓦(Peshawar)的家中,結果在高速公路上遭四名便衣男子劫車綁架。在他遭綁走六個月後,巴基斯坦國防部罕見地承認作為,證實當局拘留了伊德里斯;他們也表示,當局已根據《官方機密法》(Official Secrets Act)的間諜罪起訴他,而他的案件將會在軍事法庭上審理(這樣惡名昭彰的做法明顯是要規避正當程序、違反人權和公開透明原則)。他的下落、拘留處境、審案進度至今依然不明。

強迫失蹤一直是巴基斯坦人權紀錄的汙點,光是在2020年8月期間,該國的強迫失蹤調查委員會(Commission of Inquiry on Enforced Disappearances)就收到23起新案件,將2011年3月至此時的案件總數增加到6,752件。

監控

大規模鎖定人權捍衛者的監控情形持續在全球各地蔓延。國家新舊法條賦予當局越來越寬廣的權力,加上新科技持續發展且十分容易取得,導致這般情形快速在各地增加。

大規模數位監控主要藉由電子通訊監控和閉路電視來實行,也會應用臉部辨識科技,透過生物特徵資料庫、甚至藉由空拍機來蒐集資訊。雖然部分國家如英國、美國、中國使用大規模監控,侵犯了所有人的隱私權,但是人權捍衛者卻因這些非法的手段受到非比尋常的巨大衝擊。

針對性的數位監控會透過能鎖定特定人士的科技來進行,例如電話竊聽;也可能會透過安裝惡意軟體和間諜軟體來盜用裝置,或是藉由網路釣魚活動來干擾數位通訊。

若一個經常濫用資訊和侵害人權的政府24小時監視或監聽著你,這對你會有巨大的影響。許多感到被監控的人權捍衛者因為害怕報復,難以持續他們的工作。不僅如此,當局可能會透過秘密監控來竊取和操控資訊,並依此對人權捍衛者提出惡意起訴,造成他們要花上大把時間對抗誣告。監控帶來的威脅也可能會影響個人的身心健康,許多人害怕個人資訊被公開、遭受攻擊和抹黑,因而時時活在恐懼之中。

國際特赦組織於2018年發佈一項報告,其中研究巴基斯坦人權捍衛者受到監控的情況,而報告指出該國公民社會遭到惡意的數位行動攻擊。一名巴基斯坦知名人權捍衛者遭到數位攻擊;在她呼籲釋放被迫失蹤的倡議人士之後,就開始收到可疑訊息。她和其他的倡議人士收到極度針對個人的訊息內容,點開惡意連結或附件後,惡意軟體會試圖入侵手機裝置,或是直接導向假的Google或Facebook登入頁面,要竊取他們的密碼。



汙名化與抹黑行動

為了削弱人權捍衛者、毀壞名聲和破壞他們的工作,當局也常使用汙名化和抹黑行動等手段。當局和掌權者發表不實指控是典型手法,他們會給人權捍衛者貼上各種標籤,例如「恐怖份子」、維護罪犯者、不愛國、道德敗壞、「外國間諜」、「第五縱隊」(fifth column)間諜、「國家敵人」、或「尋釁滋事」人士、反國家或反道德。

2019年6月底,海洋觀察3號(Sea-Watch 3)的船長卡蘿拉.拉奎特(Carola Rackete)在義大利遭到逮捕。德國的一個非政府組織利用這艘民用船來救援地中海上遇難的人,該船在6月中救援了數十人,當時船長卡蘿拉有義務將這些人送至最近的安全地點,如義大利或馬爾他,但都遭到拒絕靠岸。

歷經了兩週的僵持後,船上的人們體力近乎透支,卡蘿拉最後決定抵抗當局命令在義大利停靠。她隨後在西西里島(Sicily)附近的蘭佩杜薩島(Lampedusa)港口被逮捕,但在幾天後,司法機關認為她是在行使拯救海上人命的義務,因此將她釋放。2020年2月,義大利最高法院確定她被逮捕一事違法,且認為她是在執行義務拯救海上的人,而選擇停靠安全地點也是她的義務。卡蘿拉現仍因涉嫌協助非正規入境、持有軍艦、抵抗公務人員履行職責等接受調查。

無論是對峙期間、卡蘿拉被捕、或是在她被釋放後,義大利內政部長都不斷地侮辱和抹黑她,稱她是「海盜」和「罪犯」。內政部長的行為也讓他的支持者把砲火對向卡蘿拉,他們不僅在社群媒體上用性別歧視和仇女的暴力語言進行攻擊和侮辱,甚至當她在港口遭逮捕時,還到現場謾罵。卡蘿拉面臨許多惡毒的言語攻擊,這些內容不僅針對她的工作,也針對她的性別與外貌,甚至有民眾說出對她施以性暴力的煽動性言語。卡蘿拉控訴當時的義大利內政部長誹謗她本人,隨後檢察官在2020年2月結束調查並考慮起訴這名前內政部長。



攻擊和平集會自由權

當人民群起對抗掌權者,政府卻只著眼於建構政治與經濟權力,並越發地視示威者為一大威脅。當局無法預測人民力量會有什麼影響,他們認為這對於政府不負責任的權力結構是項挑戰,而且深怕人民會迅速地向全世界揭露當局的濫權行為。所以為了應付這些人民,越來越多政府選擇派遣維安部隊,在和平集會中動用非法武力,也越來越常使用監控、恣意拘留、以及其他限制性立法,只為阻擋人民策劃及舉行和平示威的力量。

和平集會,包含舉行會議、罷工、遊行、公眾集會、靜坐,儘管完全沒有對公共安全或國家安全造成不利影響,仍時常遭當局非法解散。許多政府為了鎖定及阻礙和平示威、限制資訊流通,會關閉或封鎖網路與社群媒體網站。

自2020年5月美國男子喬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遭員警殺害後,該國遍地與全球各處興起數千起反種族歧視的和平示威、政治示威、以及反示威活動。國際特赦組織針對美國示威間發生衝突、參與民眾發生暴力的情形,分析了將近200起事件,結果發現美國警方不僅多次未採取預防措施來避免這些和平集會被擾亂,也未能保護示威者免於衝突的暴力攻擊。2020年5-9月間,國際特赦組織記錄並查驗了美國示威與反示威活動間的暴力衝突,調查範圍將近該國四分之三的州,而其中約半數的州確實出現警力未能保護和平集會、無法保障參與民眾安全之情形。

2020年11月8日至15日期間,白俄羅斯政府在首都明斯克(Minsk)和其他大城拘留超過千名示威者,其中包含許多記者;據信有超過三萬人自8月9日起就遭到拘留。當時人民抗議總統選舉結果遂發起和平示威,卻遭到當局以鎮壓回應,大批民眾遭到逮捕,數百人遭受酷刑。根據目擊者的陳述、照片和影片紀錄指出,警方動用無差別武力毆打示威者和旁觀民眾。



阻礙結社自由

根據結社自由權,人民得以組織或加入正式或非正式的團體,藉此以集體的方式採取行動,這項權利對於人權捍衛者的工作至關重要。

國家有義務採取措施以建立和維持安全完善的環境,讓人民的結社自由正常運作,國家也應尊重結社本身及參與成員的隱私權,並且結社的申請程序和其他行政規範不應太過繁瑣。基於結社自由權,團體也有權利可以取得資金和擁有資源。

越來越多國家訂下不公的法律,或是未能修改或廢除不符國際法與國際標準、過度限制人民結社自由的法律,且這樣的情形越來越多,造成更多問題:國際特赦組織記錄到2017年至2018年期間,出現至少40項這樣的限制性立法,不是位於提案階段,就是正在籌備中;而過去10年以來,至少有50個國家曾提出或使用這樣的法律來阻止團體正式註冊。

《聯合國人權捍衛者宣言》(UN Declaration on Human Rights Defenders)第13條明訂,人民有權基於促進與保護人權之目的,要求、接受和運用資源。但是各國不斷提出或實施越來越嚴苛的限制性法律,阻礙公民社會組織獲得資金的管道,包含來自國外和國際的資源,造成前述之權利遭受侵害。

在許多情況下,只有站在政府一方或不會批評、審查政府政策的組織,才能獲得政府資金。除此之外,許多國家針對組織收取國外的資金會施加不合法的限制,造成這些組織不得不停止運作。

2020年9月10日,印度政府凍結國際特赦組織印度分會銀行帳戶,造成該分會被迫中止營運。國際特赦組織印度分會只好解散員工,暫停當時正在進行的倡議與研究工作。

國際特赦組織印度分會在該國不懈地推動人權,卻遭到如財政部執法局等政府機構不停騷擾,而近期遭當局針對的背景,主要為印度分會指出德里警方和印度政府在和平示威中犯下人權侵害,因此組織呼籲其負起責任。先前,印度政府試圖推動《公民身份法》(Citizen Amend Act),除了以宗教信仰劃分人民,更有針對穆斯林的情形,顯示出歧視疑慮,導致印度各地區包含德里當地的人民發起示威抗議。

不僅如此,原先印度《憲法》第370條保障查謨和喀什米爾地區的特別自治權,但印度政府卻予以廢除,因在這之後發生記者遭攻擊的事件,國際特赦組織印度分會遂呼籲當局進行調查。這是近期最顯著的例子,顯示印度政府持續不斷以毫無根據、別有意圖的指控來追打人權組織。



© AI India



限制行動自由

許多國家會實施國內外的旅遊限制,目的在於限縮人權工作、阻斷國際支持的管道、以及限制人民參與區域和國際會議,如聯合國會議等。

旅遊限制包含根據不實指控實施的旅遊禁令、拒發簽證、實施過於繁重的簽證申請程序等。其中有些手段會刻意拒絕人權捍衛者接受外部支持組織造訪國內的機會。許多人權研究員都因揭露人權侵害而被禁止入境,或曾被驅逐出境,其他的情形則有人權捍衛者被禁止旅外、參與人權會議,就連參與聯合國會議也不行。

國際特赦組織以色列/巴勒斯坦佔領區倡議專員萊斯.阿布.齊亞德(Laith Abu Zeyad),是居住在約旦河西岸佔領區的巴勒斯坦人,他自2019年10月起就被以色列當局根據不公開的「安全理由」禁止旅遊,國際特赦組織先前試圖透過行政管道撤銷該項禁令,但遭到拒絕。

 

國際特赦組織在2019年1月發佈報告:《佔領即是目的地:巴勒斯坦佔領區的數位觀光產業與以色列非法屯墾區》(Destination: Occupation – Digital tourism and Israel’s illegal settlements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ies),在這之後,以色列公共安全部長爾登(Gilad Erdan)指示下屬「檢查有無可能阻止國際特赦組織進入和停留以色列」。萊斯.阿布.齊亞德疑似因對抗以色列針對巴勒斯坦人的系統性歧視和人權侵害,因此遭到處罰。近年來,以色列當局加劇恐嚇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佔領區的公民社會組織及其員工;面臨限制性立法、削弱人權的政府政策與抹黑行動,公民社會組織持續不斷遭受攻擊。

納爾吉斯.穆罕默迪(Narges Mohammadi)是伊朗的人權捍衛者,她在2020年10月獲釋出獄。自2015年5月起,納爾吉斯遭到不公監禁,國際特赦組織的支持者們在過去五年來不懈地為她倡議,呼籲釋放她。

 

伊朗當局於2015年5月表示,納爾吉斯必須服完始於2011年的6年刑期,因此將她逮捕,然而她的所作所為只不過是在人權捍衛者中心(Centre for Human Rights Defenders)推動和平的人權活動。納爾吉斯深信她被逮捕的真正原因來自於2014年國際婦女節,當時她參與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EU High Representative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的會議,而當局對此不滿遂對她進行報復。其後,納爾吉斯於2016年5月面臨不公審判,遭判額外的16年刑期。她被定罪的原因主要與其人權工作有關,包含她參與「逐步廢除死刑倡議行動」(Campaign for Step by Step 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在監獄外圍參與和平集會向死囚家屬表達支持、與其他人權捍衛者如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希林.伊巴迪(Shirin Ebadi)往來、以及她參與和平示威抗議女性遭潑酸的攻擊事件。納爾吉斯.穆罕默迪遭捕後,她的孩子在2015年7月前往國外與父親同住,而2019年8月至2020年7月間,她完全無法與孩子有任何聯繫。

國家限縮公民社會空間之手段

 匈牙利人權捍衛者的處境 

批評政府的人權捍衛者與公民社會組織,持續遭到匈牙利政府攻擊與抹黑。匈牙利政府在2017年至2018年期間通過了三項鎖定非政府組織的限制性法律,不斷對公民社會施加負面影響,造成廣泛的寒蟬效應、審查制度、以及公民社會團體出現分歧。政府也採取行動來限制獨立媒體、司法機關的獨立性、攻擊LGBTI權利。

匈牙利政府為使批評噤聲也打壓學術自由,例如在2017年,該國一項法律特別將矛頭指向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創辦的中歐大學(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點出該所大學在匈牙利和紐約兩地具有雙重法律身分,因此強迫其遷出該國。匈牙利在2019年7月也通過立法,擴大政府對匈牙利科學院(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研究機構的影響力,引起大眾擔憂國內未來學術研究的獨立性。2020年10月,歐洲法院裁定匈牙利《高等教育法》違反《歐盟法》與《歐盟基本權利憲章》,原因在於該項法律迫使中歐大學將學校多數活動從原本在布達佩斯的據點移轉至德國。

政府自2018年11月建立媒體控股公司後,根據收益顯示,該公司掌握了大約八成的新聞媒體市場;隨著官方媒體和親政府的新聞大多報導政府人物與觀點、鮮少著墨反對的聲音,批評政府的意見受到限縮。匈牙利的最大新聞網站Index有超過70名記者和員工辭職,他們指控政府藉由發起競標欲破壞或控制該網站。

2018年春季,許多非政府組織工作者的姓名,包含國際特赦組織匈牙利分會員工,被刊登在某一親政府的週刊上,該媒體將他們全歸類為與「索羅斯一夥」("Soros-network")的人。2018年夏季,執政黨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Fidesz)青年黨團Fidelitas的發言人,來到國際特赦組織匈牙利分會、匈牙利赫爾辛基委員會(Hungarian Helsinki Committee)、移民庇護協會(Menedék Association)的總部大樓,並在建築外貼上「支持移民的組織」貼紙,甚至還開記者會對前述組織進行抹黑。這些受到影響的非政府組織完全沒有回應的機會,而針對非政府組織的抹黑行動依舊持續不減。

非政府組織的員工與領導者有時甚至會在手機、電子信箱、社群媒體訊息上收到死亡威脅。因為各式各樣的攻擊,他們總是需要證明自己的合法與清白。

2017年,匈牙利政府提出新的法案,欲註冊「以國外資金為主」的非政府組織;2018年,政府把提供給尋求庇護者及移民的法律扶助規範定為刑事犯罪,藉此限制非政府組織捍衛移民、難民、尋求庇護者之權利。除此之外,非政府組織若收取國外資金來推動政府不喜歡的議題,甚至還要額外收稅。這些法律規範也遭歐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ECJ)質疑。歐洲法院於6月宣佈這項欲註冊「以國外資金為主」的非政府組織的立法,違反了歐盟法律標準,因此應予以廢除,不過針對其他案件的決議尚在審理中。



© Jordi Huisman

政府這些手段不僅阻止了公民社會行動,也迫使非政府組織只得先運用資源來保護自己,無法依照原定計畫持續活動,這些組織只能想盡辦法在這樣的壓迫環境中生存下去。



 中國人權捍衛者的處境 

中國的人權情形沒有改善,當局仍系統性鎮壓所有反對聲音。我們看到在香港、新疆、內蒙古等地,中國當局針對宗教自由實施各式壓迫性政策與限制,加上大規模監控的情形,中國這般強硬打壓人權的手段,已對人權捍衛者造成極其嚴重的影響。

中國當局以「反分裂主義」或「反恐」名義進行鎮壓的情況,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西藏地區尤為嚴重。當局針對新疆的維吾爾人、哈薩克人、及其他主要為穆斯林的少數民族,不僅實施侵入性監控,還有恣意拘留與強迫灌輸教育等情形。

對於人權捍衛者與獨立的非政府組織而言,自由進行工作的空間受到極大限制。當局系統性地監控、騷擾、恐嚇、恣意拘留、監禁人權捍衛者,而許多人權捍衛者持續被以模糊、定義過廣的罪名起訴,例如「顛覆國家政權」以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2020年4月18日,香港15名重要民主派領袖與社運人士遭到逮捕,原因是當局認定他們策劃及參與六個多月前的「未經許可的集會」。2020年12月,知名社運人士黃之鋒、周庭、林朗彥分別被判處13.5個月、10個月、7個月的刑期;三人各自因參與包圍警察總部的示威,當局以「煽惑他人參與」、「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罪認定他們違反香港《公安條例》。這是警方利用《公安條例》模糊法條最新的一例;在2019年,當局為了禁止或取消大規模的和平集會,這樣的濫用情形相當頻繁。對於香港原本就受到重重限制的表達自由與和平集會自由,這些逮捕和判罪事件無疑又是一大重擊。

 

2020年6月30日,中國最高立法機關在深夜一致通國香港新的國安法,而且直接在當日生效。這項法律因定義模糊又過於廣泛,對人民造成威脅:根據該法規範,幾乎任何事都可能被視為威脅「國家安全」,而且適用於全世界的人。中國當局強行推動該法,完全規避責任也缺乏公開透明:當局在首度宣佈將推動這項法律後,僅數週後就予以通過,不僅規避香港當地的立法機關,大眾也完全無從得知法條內容,據說就連香港政府也是在該法通過後,才知道實際內容。至今有超過20人因該法實施而遭到當局逮捕。

知名人權律師高智晟先前出書,詳細寫下他個人遭到強迫失蹤、酷刑及其他不人道對待、非法監視居住的情形,但是他在2017年8月又再度遭到強迫失蹤。直到今日,他的命運和行蹤仍舊成謎。



 奈及利亞人權捍衛者的處境 

奈及利亞加強限縮公民空間,人民的和平集會自由、結社自由、表達自由等多項權利遭受攻擊。奈及利亞政府也違反多項法院命令,而該國警方,尤其是特別防治強盜小組(Special Anti-Robbery Squad,SARS),多次犯下大規模酷刑及其他不人道對待。

奈及利亞政府持續限縮公民空間,這樣的顯著例子包含當局不斷攻擊資訊自由、表達自由以及媒體自由,這三項對國家的公民空間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份。自2015年起,攻擊記者和媒體運動者的情形持續不減;在2019年1月至9月期間,至少19名記者和媒體從業人員遭到攻擊。國際特赦組織長期以來密切監測這些攻擊事件,發布報告記錄下這些事件如何助長奈及利亞的其他人權受到侵害。這些攻擊情形包含言語和肢體攻擊,以及奈及利亞當局犯下的無差別逮捕與監禁,而造成這些人權侵害的兇手大多是奈及利亞的維安部隊——奈及利亞警隊(Nigeria Police)、奈及利亞軍隊、國務部(Department of State Service,DSS)官員。記者和媒體從業人員尋找資訊、分享或表達可能引發輿論的資訊或批評,結果引來當局打壓。

2019年,奈及利亞政府逮捕與拘留了三名人權捍衛者:Omoyele Sowore、Olawale Bakare、以及Agba Jalingo。雖然他們在數個月後獲得釋放,卻仍因要求政府負起責任而持續面臨叛國罪之不實控訴;若被判定犯下叛國罪,最嚴重將可能面臨死刑。國際特赦組織持續呼籲當局撤銷針對他們的所有控訴。

2020年10月8日開始,奈及利亞國內興起#EndSars示威,人民要求解散特別防治強盜小組,而國際特赦組織從此時起持續監測該國的情勢發展。結果指出,自示威開始到2020年10月20日間,該國就有至少56人喪命,受害者除了包含示威者,據說也有當局雇來對抗示威者的流氓。有不少情況是維安部隊為了管控或阻止示威,不惜使用過度武力。

當局在EndSARS示威爆發後也綁架、逮捕、監禁了多名示威者,另外有些人則是躲了起來,或直接逃離該國。舉例而言,DJ Switch在10月20日晚間直播錄下了軍方射擊示威者的情形,結果收到死亡威脅,便在之後逃往國外。這起示威的20名推廣者(19人及1組織)因支持示威,遭當局凍結銀行帳戶。

2020年11月,國際特赦組織奈及利亞分會發表聲明:《當局必須停止掩蓋萊基快速道路收費站大屠殺——最新時間軸調查》,結果在這之後再度收到死亡威脅和騷擾,且對方疑似是與政府官員相關的人。2020年11月4日,自稱為「非洲解放與社會經濟權利中心」(Centre for Africa Liberation and Socio-Economic Rights, CALSER)的團體發佈了為期七天的最後通牒,要求國際特赦組織離開奈及利亞。該團體發言人也威脅國際特赦組織的員工與支持者,揚言要施以暴力、甚至縱火組織據點。這個團體連同其他組織數次在國際特赦組織辦公室前舉行示威,並散佈有關組織工作的錯誤資訊,目的在於毀壞聲譽和恐嚇員工。該團體發言人曾發起抗議國際特赦組織的示威,在國際特赦組織發佈有關奈及利亞軍隊犯下人權侵害的報告或公開聲明時尤為如此。

© Oladotun fadeyiye Muyi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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