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天安門30週年:中國無可抹滅的汙點

 
近代歷史上,為自由奮戰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天安門事件。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附近,一名男子隻身一人,兩手各拿一個購物袋,站在一排龐大的坦克前堅定不移。男子舉起右手示意坦克止步,坦克也的確暫時停了下來。鏡頭捕捉到這個畫面,放送全球。
 
 
就在這起事件的前一天,全世界才一同目睹政府血腥的坦克鎮壓,這讓男子的抵抗更加值得敬佩。
 
 
1989年6月3日到4日晚間,坦克進入天安門廣場血腥鎮壓這起前所未有的民主運動。
 
學生和工人數周以來於天安門廣場和平示威,要求政治改革,但軍隊卻向他們開火,造成數百人(可能數千人)身亡。
 
沒有人知道確切的死傷數據,因為中國當局在事件發生滿30年後,仍然竭盡所能禁止民眾提問,甚至連討論天安門事件也不被允許。
 
血腥鎮壓後,中國當局公告通緝21人,通緝原因為發起示威。
 
 
王丹為名單上的頭號通緝犯,在獄中服刑六年
 
1989年春天,在天安門事件爆發以前,當時20歲的王丹就讀北京大學,並於北大舉辦多場民主討論。
 
王丹回憶道:「我只是[眾多]領導者中的其中一位,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在通緝名單上名列第一。」
 
「我們只是擔憂政治局勢,我們關心政治未來,但我們沒有料到政府會派軍隊攻擊自己的民眾,我們以為他們只是想嚇唬我們而已。」
當軍隊於6月3日晚間開火,王丹人在大學宿舍中。
 
「我同學從天安門廣場附近打電話給我,他說:『鎮壓開始了,有人死了。』我試著趕往天安門,但是警方已經封鎖道路。」
 
王丹回憶道:「我非常震驚。接著三四天我說不出話來。」
 
朋友們協助了王丹躲藏數周,但當局仍於7月2日逮到了他。
 
王丹服刑將近4年,並於1993年獲釋。他當時大可離開中國,但他仍決定留下。
 
「我想要繼續奮鬥,為了那些已經過世的人們,這是我的責任。我還是看到改變的可能,這也是為什麼我選擇留下來。」
 
不到兩年,王丹再度入獄,但這次刑期長達11年。
 
王丹於兩年後保外就醫獲釋,也藉此流亡海外。
 
「選擇離開很難,非常難,我知道我沒辦法見到我的家人,但若我拒絕離開,我會繼續待在牢獄中,在裏頭我也什麼都不能做。」
 
王丹去就讀了哈佛大學與牛津大學,隨後來到台灣的大學教書多年,現於美國。
「待在中國的話,我什麼也不能做,警方會到處跟著我,我也不能和其他人聯繫,在中國境外我至少可以自由表達意見。」王丹表示。
 
「我永遠不會後悔已經發生的事。為了我們的將來,我們必須有所犧牲,而我從未因此後悔。這是重大的啟發,民主觸動了中國人民的靈魂。」
 
 
 
吕京花也是示威行動的其中一員
 
她的人生也在1989年春天從此改變。當時28歲的她在北京擺攤賣衣維生。
 
 
 
在看到學生於天安門廣場示威數日後,呂京花決定與他們接觸,試圖了解這項運動。幾天後,她開始幫他們送水,最後也加入了示威的行列。
 
呂京花表示:「因為我的嗓音好,我自願當一個廣播員。我會站在天安門廣場用擴音器分享最新消息。晚上我睡在廣場上的帳篷裡。」
 
「我真的很享受那些日子,我很快樂,這個運動改變了我的一生。」
 
但情勢急轉直下,當坦克轟轟開進廣場時,她也在場。
「我聽到子彈呼嘯而過,許多人中彈。人們在我身邊接連倒地。我跑呀跑,想要離開那裡,人們哭喊救命,想要叫救護車。在此期間人們繼續死去。」
 
這只是夢魘的開始
 
鎮壓過後,呂京花被列入通緝名單,她的家人也遭當局嚴重騷擾。她別無選擇只能逃離北京,留下她的寶寶。
 
「這個決定無比艱難,但我需要活命,這也是為什麼我必須離開。」
 
逃亡路上困難重重,她游泳渡河,搭小船至香港,接著飛往紐約。
 
1993年,她嘗試回到中國探望家人,她說:「當我下機時,當局把我攔了下來,我看著我的媽媽在入境口的另一端,抱著我的女兒,但公安不許我和他們說話。」
 
1994年12月,呂京花的女兒最後終於可以和媽媽在美國團圓,但呂京花仍被禁止返回中國,甚至也不能參加雙親的喪禮。
 
但呂京花並沒有後悔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發生過的事,當時這麼做是對的。我那時年輕,想做些事,我現在仍然相信這些,我也仍然會為中國人權持續奮鬥。」
 
 
國際特赦組織呼籲中國當局:
  • 公開承認侵害人權事跡,並提供受害者名單
  • 針對六四鎮壓啟動公開且獨立的調查,並追究鎮壓行動的責任歸屬
  • 賠償六四鎮壓的受害者及其家屬
  • 停止騷擾、起訴那些紀念或對六四鎮壓公開發聲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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