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來自監獄的一封信：韋利·埃庫（Veli Acu）

2017/10/06

韋利·埃庫（Veli Acu）和9名人權捍衛者於今年7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堡參加工作坊時遭到逮捕，他當時於工作坊中培訓來自不同組織的人權捍衛者，其中包括國際特赦組織土耳其分會秘書長艾德爾·伊瑟（İdil Eser）。他們被以援助恐怖組織的嫌疑受到偵查，這是一項荒謬又毫無根據的指控，因為他們什麼都沒有做錯。

韋利在獄中寫了一封信，講述他的人生以及經歷如何帶領他最後走上捍衛人權這條路。

「根據我的身分證明文件，1998年1月1日我在錫爾特省Şirvan出生，但其實只有出生地是正確的，其他的資料──包括年、月、日都是戶政事務所辦事人員編的。」

我的父母不識字，我是他們的第11個孩子，兩人都是遊牧的庫德族人，炎熱的夏日大部分時間都在高地度過。我4歲還是5歲的時候，維安部隊到我們的村莊想驅逐我們，援引的理由我直到唸大學的時候才完全理解。事實上，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出名的「安全考量」。之後我才慢慢理解當有人說出「安全考量」時，後面準沒有好事。

「安全」在我腦海裡等同災難。維安部隊祭出了這個著名、足以扭轉一生的詞之後，整座村莊僅有一周的時間準備離開。

在安卡拉尋找住所跟前往安卡拉一樣困難。得益於先前別人欠我們的人情，加上只向房東透露真正小孩數量的一半，我們找到了一間兩房的簡陋小屋。那時沒有人願意租房子給有太多小孩的人，特別是租給那些常在收音機上聽到，和恐怖分子綁在一塊的少數民族。

雖然錢很少，我開始和爸爸以及兩個哥哥一樣，在街上賣芝麻圈麵包（simit）。我在街上工作時開始學會一些土耳其語。

1994年到1995年，我在只會說一點點土耳其語的狀況下開始上小學。前三年簡直是惡夢，那些年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導師對我的暴力以待。我好像從來沒有一天沒被打的。四年級開始的時候很多事情開始改變，最重要的是我已經學會了土耳其語，我能夠融入課堂並且理解老師說的話。儘管下課之後必須工作，我還是得到了不錯的成績。2002年上高中，2006年畢業。我進入安卡拉的格濟大學行政與經濟學院，修讀政治學以及公共行政。我並非來自政治世家，也對唸政治學沒有興趣，但政治和行政學系是給予那些事實上想讀法律系的學生的慰藉。

在大學的時候，我和任何政治運動之間並沒有太多聯繫。和「政治」最有關連的大概是在格濟大學裡，聽到種族歧視言論時我會像膝反射一樣反應。

當時大學生出版一本「自由理念（Free Ideas）」的雜誌，我在雜誌上刊登一篇標題為「公民不服從、消極抵抗與非暴力」的文章。我定時拜訪自由思想協會（Association for Liberal Thinking）的聚會。之後，「人權推動協會」邀請我參加他們的聚會，我開始參與該協會並成為實習生。對我來說那是一項里程碑。

人權推進協會拒絕暴力，並在國際法的框架下捍衛人權，反對一切形式的歧視。在那裏我找到了自己。

在協會裡，我開始閱讀和人權相關的書籍並加強我的英文。現在，我越來越知道自己想做什麼。我想接受人權方面的教育，並且成為一名人權捍衛者。

2012年，我進入安卡拉大學政治系攻讀人權碩士學位，獲得了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人權學位的獎學金，我在加拿大生活了6個月。我真想一輩子都當學生，一輩子都在大學唸書。

2012年到2016年之間，我透過遠距教學取得阿納多盧大學的聯合學位。我繼續在同一所大學唸書並獲得第三個學位──商業管理的學士學位。2016年，我開始在加齊安泰普大學唸語言與文學，我現在還是個註冊學生。

2016年11月12日，我娶了世界上最美麗的女人。2017年11月對我們來說將會是重要的一天，因為我們將迎接寶寶丹尼斯（Deniz）。我們會買張三人票，為未來的旅程做好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