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Amnesty演講筆記：覺醒？希望？中國人權突圍—國際特赦組織的中國人權工作 Q&A

 

Q1：請問Nicholas博士是由於什麼契機開始投入人權工作？

 

因為我覺得自己對於人權是有責任的。我住在一個自由的社會裡，不用害怕半夜會有人來將我或我的家人帶走，我所享有的這些權利，並非所有人都能擁有。所以我們必須發聲，逐步讓所有人都能享有免於恐懼的權利。

 

推動議題時當然會遇到一些挫折，但這是一份很有成就感的工作，而我也能從工作中獲得一些啟發，例如人權捍衛者在一些艱困的地區，冒著生命危險致力推動人權，這樣的故事總是讓我非常感動。

 

 

Q2：Nicholas博士會如何呼籲大家參與國際特赦組織的倡議活動？

 

我們能做的事情很多，而集體一定比只有一個人行動要來得強大。若有許多人關心或對某件事產生懷疑，就能集合起來施壓政府，甚至改變世界。我希望各位不要憤世嫉俗，不要覺得改變世界聽起來很天真、根本不可能成功，因為我們確實有力量讓這個社會與世界變成自己希望的模樣。

 

最重要的是採取行動。所謂行動，包括參與國際特赦組織活動、加入其他NGO、自己收集資料，甚至在星期日午後去聽一個長長的演講，這些都算是行動。無論你採取何種行動，重點是讓那些人權遭侵害的人們知道，有人在乎他們的權利。

 

 

Q3：台灣的外交環境較為艱困，要在國際社會上推動人權是否會比較困難，而身為台灣的民眾我們能為人權作些什麼？

 

在國際社會上，我認為台灣所受到的對待並不公平。其實台灣對於推行中國人權能起很大的作用，兩邊的社會剛好形成一個對比：中國目前仍傾向威權體制，而台灣雖是國民政府帶著中國人民遷台，卻沒有延續威權，反而發展出民主法治社會，因此台灣的人權現況對於中國甚至亞洲，都是一個極佳的範例。

 

推動人權是無國界的，歷史的糾葛也不該影響到人權工作；以台灣為出發點為人權發聲其實沒有我們想像得那麼困難，台灣本身在人權方面的發展也相當正面。

 

 

Q4：我是一個法律系學生，對非營利組織很有興趣，以後也想在國際NGO工作，能不能請您給我一些建議？

 

如果想在國際非政府組織工作，你會需要一些在非政府組織工作的經驗。進入NGO最重要的不是你的學位，或你是否是某方面的專家，根據我在NGO服務多年的經驗，我們應徵員工時會先看這個人是否參與過社會改革，例如是否曾在NGO服務或擔任志工等等。因此若想在NGO工作，我鼓勵各位多去累積這方面的經驗。

 

 

Q5：近幾年來推動人權，對於中國境內人權狀況是否達到實質幫助？中國境內是否有可以期待的民權發展？

 

我們推動的人權倡議，對人權發展都是有實質幫助的，現在中國境內也出現了一些人權運動，中國政府同樣正在面臨這些團體的壓力。習近平上台後，共產黨釋出一份「九號文件」，其中列出了七項國家政治危險：宣揚西方憲政民主、宣揚普世價值、宣揚公民社會、宣揚新自由主義、宣揚西方新聞觀、宣揚歷史虛無主義、質疑改革開放。

 

根據中國政府列出來的這七點危險，我們會發現中國的公民社會確實正在發展，而政府也意識到了這些風險，因此必須盡快杜絕這樣的事情、壓制人民的聲音。

 

 

Q6：請問國際特赦組織是否支持解放中國（Free China）？

 

關於所謂解放中國，我假設提問者是指我對中國民主化的看法。但正如我在演講中所提及，國際特赦組織所關注的是人權議題而非政治議題，也不支持或反對特定的政治體制。我當然支持一個自由且尊重人權的中國，但如果一個獨裁的中國也能保護好人權，那麼我也支持。無論如何民主化並不是人權運動的結束，蘇聯瓦解後即為一個例子。

 

 

Q7：您覺得中國人權未來的走向及發展會如何？中國的人權情況是否會出現契機和希望？

 

中國人權的契機與希望，就是中國人自己。例如維權律師江天勇、維權人士蘇昌蘭及中國女性主義的行動者，中國政府不停騷擾、威脅這些人權工作者，仍無法阻止他們持續投入運動。

 

許多維權律師為社會弱勢族群辯護，儘管有些人遭到軟禁或是拘留，藉由過去服務的客戶、親朋好友與你們的支持和聲援，或許他們將來就會獲釋，至少也不會永遠處於被消音的狀態。因為他們，我覺得推動中國人權是有希望的。我們現在的工作就是讓中國政府無法那麼輕易地懲罰這些人，同時也代替他們發聲。

 

中國人權的希望，還有我剛才在演講中提及的伊力哈木‧土赫提教授。中國政府常以顛覆國家罪為名進行逮捕，防堵他們的言論流出國境。我希望讓國際社會知道這件事，也寫了一篇關於伊力哈木的文章投書紐約時報，因此我呼籲各位一起參加寫信馬拉松聲援伊力哈木，或在社群網站、傳播媒體上轉發這些人權議題，讓更多人知道這件事，讓中國政府無法掩蓋事實，這是我們可以做到的事。因為如果我們不做，也許就沒有人會這麼做了。

 

許多人認為人權是來自西方的價值觀，不適用亞洲、中國甚至台灣，在此我要以張鴻春先生為例。他是一名法學者，也是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人之一，身為中國人的他同樣致力於推動人權。反對歧視的條文就是他協助起草的，那時歧視問題仍未受到重視，因此反歧視概念的奠定也要感謝張鴻春打下的基礎。

 

 

Q8：我支持國際特赦組織的人權工作，但如果我參與網路連署，我的名字和Email是否就會被中國政府紀錄？

 

恐怕這是無法避免的。但老實說，我投入人權工作20多年了，還沒看過哪個案例是僅因參與連署就遭中國政府逮捕。我想你必須有更大的舉動，中國政府才會注意到你。

 

 

Q9：許多人都非常關注中國的人權情況，但就像2015年的709事件，中國政府仍毫無正面回應，那麼單純的寫信馬拉松能起什麼作用？

 

透過寫信馬拉松這樣的活動，能讓中國政府知道其他國家都在關注他們的一舉一動，也能讓人權被侵害的人得知有人關心他們的處境。

 

至於709事件，即2015年7月開始大批維權律師遭到打壓，表示這群律師在維護人權方面頗有進展，政府才會因此盯上他們；709事件中約有420名律師受到政府壓迫，但目前只有18名仍遭拘留，230名已經獲釋，這也算是一個成果。

 

 

Q10：除了寫信馬拉松，國際特赦組織還會採取什麼行動以監督、制衡政府？

 

我們能採取的策略非常多，包括在媒體上發佈報告、在聯合國陳情或抗議、遊說政府官員或外交官，並在司法體制中推動改革。另外，在推動人權的工作中，並非全部人都會同意某件事，因此一定會有一些掙扎和碰撞，但在這個過程中可以讓大家看見這些不公義的事情，促使眾人採取行動，進而解決問題。

 

同時我希望各位能夠拒絕、抵制審查，無論是外部施加或自我的審查。因為中國政府或是侵害人權的人，他們就是希望你不要散布這些消息，因此透過某些方法讓你自我審查，讓這些訊息不要見光。但若我們真的保持沉默，就等於讓他們獲勝，使人權狀況每下愈況。

 

 

Q11：作為一個在台灣設有分會的國際人權組織，國際特赦組織如何看待台灣與中國往來時，雙方政府所簽訂的協議及規則，例如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等互助機制？同時對於台灣人在中國的人身安全及各種權益，會從何種角度檢視及降低可能的潛在風險？

 

國際特赦組織理事長林淑雅：

 

其實2015年台灣執行死刑的案例中，有兩名死刑犯就是在中國遭控殺人，但他們被移送回台灣後，基於剛才提及的合作協議，台灣司法單位無法取得任何相關證據，判決依據即為在中國警察局的自白。最後這兩名死刑犯在沒有更多辯護或上訴的機會下，就被台灣政府執行了槍決。中國與台灣彼此的司法合作機制是否仍有缺漏，我想這個問題相當嚴重。

 

如同Nicholas博士所說，身為人權組織，對於協議本身我們並沒有特定立場，我們關心的是它是否會對人權造成負面影響，而這樣的司法合作違反了兩公約。我認為台灣與中國簽訂任何協議，都應該從人權的角度更小心仔細地審視。

 

若要中國政府更加注重人權及國際規範，我們應該先支持中國境內的人權工作，才有辦法影響中國政府。若我們認為這些努力都無濟於事、毫無希望，那改變確實不會到來，我們也更加沒有保障。若我們擔心缺乏法治的中國的影響力越來越大，那我們更該支持其境內的人權組織及運動，而非選擇視而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