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Welcome 看見難民的故事——國家可以做些什麼？

在敘利亞戰火中與砲彈和病魔搏命
醫療簽證讓他的生命看見一絲希望

瓦里德（Walid）在轟炸中失去住所，同時掙扎著與死神拚搏。他是一名住在敘利亞父親，和妻子伊薩芙（Esa’af）育有兩個女兒。在2012年敘利亞戰事爆發的前一年，他便因為患軟組織腫瘤而無法工作。2012年他帶著一家人從敘利亞逃到黎巴嫩。

「軍隊摧毀了整個村莊。」瓦里德說：「我們沒有選擇，已經回不去了。」

接下來的兩年十分艱困，他的小女兒瑞秋（Rachel）出生時心臟有個破洞，需要長期的看護和治療。

「之前，眼前的路已經完全封死了。」瓦里德說：「癌症不斷吞噬著我，加上女兒的健康狀況，我們已經借了5,000元美金（相當於台幣157,000元）以支付醫藥費。」

伊薩芙說，黎巴嫩的醫療太貴了，瓦里德只好每個月回到敘利亞相對較和平的區域接受治療，但之後他被轉診到戰事頻仍的首都大馬士革。

瓦里德說：「醫院所在的位置很接近衝突區，醫院常常成為躲避砲火的場所。我們躲在床底下，大家都在尖叫。」

「我腦中唯一想到的是：『我還能活著見到我的家人嗎？』」

瓦里德說，他本來三個月後還要回去大馬士革看醫生，但醫院已經被炸掉了。他感覺腫瘤又開始增長，黎巴嫩的醫生告訴他，他必須接受額外的化療，但那實在太貴了。

家族團聚的權利為何重要？

12歲的敘利亞男孩奧瑪，獨自來到瑞典的故事

奧瑪的父親穆罕默德是一名獸醫，2012年，敘利亞飽受戰火蹂躪之時，他仍然盡力救助鄰人，包括那些因為害怕遭到政府軍鎮壓，不願意去公立醫院接受治療的人。隨著時間過去，謠言四起，傳著奧瑪的父親可能遭到政府鎖定，隨時有可能被逮捕。

奧瑪的父母決定帶著當時12歲的他，還有17歲的哥哥一起逃亡。他們先抵達土耳其，想盡辦法希望可以合法地進入歐洲尋求庇護。但他們被困住了，無數求助的電話和電子郵件都沒有回音，無法讓這一家人取得簽證，奧瑪的父親是巴勒斯坦裔敘利亞人，這使得取得簽證更加困難。他們的錢被偷了，已經沒有什麼能夠失去的，他們決定冒險一搏，直接從土耳其飛往歐洲，卻兩次都遭到遣返。

第三次闖關時，奧瑪的父母將奧瑪交給一名女人口走私販，假裝成她的兒子；穆罕默德則獨自闖關，卻遭到土耳其官方攔阻。

奧瑪一下飛機，在斯德哥爾摩機場遍尋不到父親的蹤影。只有他一個人來到歐洲。

「那真是太恐怖了...」奧瑪的母親瑪哈說：

「我寄了上百封電子郵件給瑞典大使館，說『求求你，我的兒子在瑞典，我必須去找他。』他那時只有12歲。」

四個月後，奧瑪取得了居留許可，並獲得家族團聚的權利，這是一項國際法與歐盟法律均許可的權利。2014年的夏天，奧瑪的父母和哥哥終於來到瑞典與他團聚。

瑪哈成為英文老師，擁有20多年獸醫經驗的穆罕默德則努力學習瑞典語，在那之後他必須回到大學念兩年書，才可以繼續在瑞典執業。但他們最希望的，則是回到敘利亞的家鄉。

「我的願望是，希望有一天可以回家。晚上的時候，我夢到回到了故鄉，我所愛的村落。有時候，我想到在這場戰爭中，我失去的親人們...絕大多數都已經死了。」

——瑪哈（Maha Khadour）

在這場席捲全球的難民危機中，奧瑪不是唯一一個與家人分離，獨自踏上旅程的孩子。

奧瑪5歲的堂妹拉芙（Rahaf）和拉芙19歲的哥哥諾爾（Noor）花了20天，從希臘徒步走到土耳其。最近奧瑪一家終於清出一點空間，可以讓兩個孩子到瑞典與他們團聚，結果這趟孤單又絕望的旅程。

「拉芙一直提到警察...每到一個國家，他們都很害怕警察。我告訴她這裡的警察會幫助人，但她仍然非常害怕。」

合法又安全地抵達歐洲，尋求國際法保障的尋求庇護權，在這場難民危機當中幾乎不可能實現

現在，難民連家族團聚的權利都快要被剝奪

丹麥政府提案修正法律，提議難民必須等上5年才能獲得家族團聚的權利，儘管研究報告指出，讓難民與家人團聚對於治療戰爭中受到的創傷、融入當地社會有著正面效果。

難民越獲得合法保障的途徑越少，被迫走上絕路的人就會越多。逃離戰火後，需要在嚴寒中徒步跨越國家，或是在險峻的海浪中載浮載沉，只為了尋求本應獲得保障的尋求庇護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