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爾蘭】人工流產法讓健保陷入兩難

愛爾蘭精神科醫師 Veronica O’Keane談論愛爾蘭於2014年1月通過的一項充滿爭議的人工流產法—《保護生命法案（Protection of Life During Pregnancy Act）》

我是一名精神科顧問，也是都柏林三一學院的精神病學教授。而我同時也是一輩子都活在這個聲稱自由的「西方民主國家」的厭女法治制度底下的女性。

直到2013年，愛爾蘭的女性即使處於生命危險，仍沒有有效合法進行人工流產的權利。經過兩次公投後，才將死亡危險時享有人工流產的權利列入憲法，然而政府並沒有制定相關法律支持這項權利。儘管在這兩次公投中，愛爾蘭人民都支持女性有權在面臨生命威脅的情況下進行人工流產。

2012年，Savita Halappanavar的死讓設立這項法律的需求浮上檯面，當時，縱使她不斷地要求進行流產手術，她的婦產科醫師仍拒絕進行人工流產手術，直到她腹中的胎兒死亡。歐洲人權法院也逐漸施壓要求制訂相關法規。

政府最後終於開始擬定草案，也就是後來的《保護生命法案》。雖然大部分的人支持法律准許面臨生產困難時得以進行人工流產，但人們就自殺的情況意見分歧。

如果你有自殺傾向，要求人工流產將會變得更加困難

我公開支持這項法案，敦促政府不要歧視處於自殺風險的女性。但很多人卻說女性可能會謊稱自己具有自殺傾向以進行人工流產。

就因為這樣，就設立不切實際的障礙阻擋那些危急情況下需要人工流產的女性。舉例來說，如果一位女性有妊娠併發症，她只需要她的婦產科醫師同意，以進行人工流產。然而，如果孕婦有自殺傾向，她就需要兩名精神科醫師、一名婦產科醫師以及她的家庭醫生（或者是普通綜合醫院的意外急救部門的醫生）的同意才能進行人工流產。

雖然我和其他主張人工流產合法化的同事們都反對女性在這樣的情況下必須接受至少四名醫生的檢驗，但這些程序已經被寫進 2013 年 7 月通過的法規中。

虛假的法律

就在這法規通過後沒多久，一名剛脫離青少女的年輕女性，於某一處於戰爭狀態的非洲國家因強暴而懷孕。這位被稱為 Y 小姐的女性逃離非洲，到愛爾蘭尋求庇護。

儘管早在懷孕初期，她就告知健保人員她有自殺傾向，卻仍然無法進行人工流產。她變得越來越無助，且在懷孕24週時，被迫在一間愛爾蘭醫院透過剖腹產誕下胎兒。

此法案用來為這種強行生產辯護，顯示它有多麼虛假。明明這樣的一名女性，在懷孕初期十分明顯地處於隨時自殺的風險中，卻沒有人引導她進行合法人工流產。這項法案不是為了人工流產，而是為了產下活體胚胎。這項法案的醫學標準在起草的階段就被訂定為生下活體胚胎，而將提早剖腹生產歸類為「終止懷孕孕期」。

包括Y小姐的案例在內，自殺條款下總共有3起「終止懷孕孕期」的案例。一位反人工流產合法化的政治人物，在我們的國會高談其中一則案例，並指出手術的日期與時間。在像愛爾蘭這樣的小國家，這樣的行為洩漏了女性的匿名隱私。這名政治人物也指出，我是其中一名同意人工流產的精神科醫師。雖然對我來說不痛不癢，但這對我的其他同業是殺雞儆猴的警告，他們也可能會在這樣的情況下被指認出身份。

當有一天，人工流產在愛爾蘭不再是犯罪

我們共和國最棒的時期之一是2015年5月22日，那時我們國家的人民以多數決投票改變我們的憲法，准許同性伴侶擁有結婚權。很快地，政府通過法案讓愛爾蘭的人民不需要特別醫學評斷就能改變他們性別身份。

如今在愛爾蘭，我們對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及雙性人擁有平等權利具有一致的態度，但女性卻缺乏實質上人工流產的權利。

除非人工流產除罪化，否則愛爾蘭的女性將永遠無法進行人工流產。醫生不敢貿然犯法，因為在法案中明列，醫療人員這麼做可能面臨長達14年的牢獄之災。

我認為國際特赦組織的 #notacriminal 運動已經將愛爾蘭國內的辯論從極端的情況轉移，例如因為強暴而懷孕、亂倫或者是因懷孕威脅生命。對於這些極端情形的爭辯總是被定調在高度情緒化的程度。現在人們逐漸地了解到人工流產與照護是普遍生產醫療的一部份。

國際特赦組織呼籲將在所有情況下，人工流產都必須除罪化，讓愛爾蘭人民能夠以人權的角度檢視那些較不極端的生命威脅情況。極大多數的女性基於負責的父母養育立場選擇人工流產。他們也永遠不應該因此被迫感到自己像是罪犯。

我的2016年新年新希望是廢除憲法第8修正案（也就是胚胎生命權，並將胚胎生命權和母親視為同等重要）。如此一來，《保護生命法案》將會變得沒必要，因為它的存在建立在第8修正案的基礎上。我希望選擇人工流產能成為全然私人的選擇，由女孩、成年女性跟她的醫生來決定。人工流產應該依照醫療保健體制內相同的道德標準制定。將來很可能會需要其他法律來限制人工流產照護的聲浪出現，但我認為現階段必須爭取與確保女性的選擇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