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班會議 25 年週年,保羅・迪娃卡・那馬拉:「團結與抵抗終會帶來改變」
2001 年舉行的第三屆聯合國《反對種族主義、種族歧視、仇外心理和相關不容忍現象世界會議》對於全球數百萬人而言是轉捩點。來自 170 國的 7,000 名政府與公民代表集結於南非德班。德班會議由全球南方的國家帶領,對於人權是西方概念的想法提出挑戰,確認當代歧視的歷史根源,並呼籲各國修復殖民主義與奴役制度遺留的後果。儘管美國與以色列退出會議,會議仍通過了《德班宣言》和《行動綱領》,成為全球抵抗種族主義的重要文件。而在歧視依然猖狂的今天,我們和幾位倡議人士談及他們困境與展望。
我的名字是保羅・迪娃卡・那馬拉(Paul Divakar Namala),我是包容計劃性(The Inclusivity Project,暫譯)與因職業與世襲身份受歧視群體全球論壇(Global Forum of Communities Discriminated on Work and Descent,暫譯)召集人。我的工作內容主要關注因種姓制度、類似的社會階級,與源自於傳統奴役制度的體系,而使社會地位、職業與遭受排除的處境世代傳承的社群。
我是達利特人(Dalit),在歷史上被視為「不可接觸」的人,也被歸類於種姓制度底層,甚至制度之外。這會影響到生活裡的方方面面,包括能否取得的公用水資源、小孩在學校坐在什麼位置、家庭可以住在哪裡、一個人被期待該做什麼工作,以及其他人會不會願意跟他們一起用餐,甚至是否願意公開與他們往來等等。南亞地區的貧窮情形十分普遍,但貧窮帶來的重擔都不成比例地落在達利特人身上,因為種姓制度限制他們取得土地、教育、公共服務、政治權力與有尊嚴地工作的能力。
根深蒂固的世襲制度
在南亞地區,憲法保障與民主制度,與種姓歧視及「不可接觸」的習俗並存。這些歧視在村莊與大城市、公家機關與私人企業和職場中非常普遍。達利特人可能因主張土地權、進入宗教場所、與不同種姓的人結婚、取得公用資源、尋求教育機會或參選公職,而面臨威脅與暴力。
南亞的達利特人並非唯一面臨類似處境的群體。歐洲與其他地區的羅姆人(Roma)和其他族群;日本的部落民(Burakumin); 沙赫爾地區(Sahel)的哈拉廷人(Haratine)與其他受傳統奴役制度影響的族群;奈及利亞的奧蘇種姓族群(Osu),以及巴西的非裔族群(Quilombola)和拉丁美洲的其他族群,都有各自不同的歷史與現實處境,不應被簡化或歸為同一類群體。
然而,其中許多社群面臨的問題,在體制上有所關聯,包括世代傳承的污名與社會地位、內婚制(endogamy)、居住與教育之隔離、無法平等取得土地與體面的工作、受限於危險或有辱人格的工作、人口販運與強迫勞動,以及起身反抗時所受到的報復性對待。儘管這些群體各有不同的歷史與處境,我們會統稱為「因職業與世襲身份受歧視社群」 (Communities Discriminated on Work and Descent, CDWD)。
重新找回自我認同
在印度長大時,每當我們主張自己的權利,例如土地權,我的家人屢屢受到攻擊。我 21 歲那年,我的母親因汽油彈攻擊而身亡。
我直到長大後才發現,我家庭所經歷的一切其實都與種姓制度有關。我的父親教導我,我們的人生目的不該只侷限於為自己尋求正義,而是應該打破這些持續侵害我們權利的制度。這份教導得以引導我遠離報復的心態,轉向對社會常規與種姓制度提出挑戰,這些制度把某些人視為低人一等,濫用他們的弱勢處境,並把他們終身安排在受人奴役的位置上。
我和來自不同種姓的伴侶一起投入行動,協助建立一個人權捍衛者社群。達利特人長期以來被描繪成受害者與倖存者,但我們也同時是組織者、倡議者與人權捍衛者。這份工作始於四十多年前,當時我才二十幾歲。
1998 年,我與印度各地的領袖共同成立「全國達利特人權運動」(National Campaign on Dalit Human Rights)。我們希望基於種姓的歧視與暴力能被紀錄下來,在印度國內與國際上受到討論。現在回頭看,我才意識到在當時資源少之又少的情況下,這份努力是多麼劃時代的創舉。
將種姓議題帶到德班
當我們得知聯合國在規劃《反對種族主義、種族歧視、仇外心理和相關不容忍現象世界會議》時,我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我們一定要去」。當時我們對這些國際程序還不熟悉,聯絡了投入於種姓歧視議題的相關人士,之後也受邀至貝拉焦(Bellagio)的準備會議,為德班會議形塑雛形。
在貝拉焦的會議中,許多與會者都支持把種姓議題放入議程,當中也包含時任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皮埃爾・薩內(Pierre Sané)。公民社會成功讓種姓制度成為德班會議的重要議題,但部分亞洲政府拒絕在《德班宣言和行動綱領》中如此明確地納入種姓議題,聲稱相關內容會針對特定國家或構成干涉內政。
儘管最終通過的宣言並未明確涵蓋我們想爭取的內容,這場運動所達成的成果仍意義非凡。德班會議讓種姓歧視獲得前所未有的關注,幫助達利特人的權利從國際人權討論的邊緣走向更核心的位置。
當時,有大批達利特倡議人士參與會議,帶著相關文件與證詞、敲著鼓,在整個會議場地展開抗爭行動。有些人雖然表達有些生澀,但非常真誠地接近我們說:「你是『不可接觸者』嗎?讓我抱抱你。」從這些經歷當中,可以發現當時的國際社會對這項議題多麼陌生,但同時也讓我們看見,人與人的連結能如何打破強加在我們身上的污名。
團結、抵抗與未盡事宜
多年來,我們與索馬利亞、衣索比亞、肯亞、尼日、茅利塔尼亞與奈及利亞的社群與倡議者彼此交流,我們也與歐洲及其他地區的羅姆人運動,以及拉丁美洲的非裔族群(Quilombola)和其他社群合作。雖然不同社群的歷史各異,但他們的抗爭都揭露出世襲身份制度、污名化的工作與社會排除如何能在一代又一代之間不斷強化。透過共同合作,我們讓這些結構變得清晰可見,也避免政府與機構以文化或傳統之名,為這些歧視與侵害開脫。
德班會議也讓我們明白,受影響的族群務必為自己發聲。他們不該只被視為受害者或提供證詞的人,而是能定義問題並找出解方的人權捍衛者與領袖。團結並不代表我們必須宣稱所有壓迫的形式都一樣,而是尊重不同社群各自的歷史,但同時看見其中彼此共通、使人被貶低與失去尊嚴的結構,並一同起身抵抗。
國際特赦組織可以在這方面作出重要貢獻,包括建立一套清楚的全球方針,以因應源自於職業與世襲身份的歧視行為;也能進行不同地區的比較研究,把因職業與世襲身份受歧視的社群納入種族正義、性別、勞動權利、企業責任、氣候正義與司法近用等工作裡,並支持來自受影響社群的人權捍衛者主導相關倡議運動。
這場抗爭絕對尚未結束。我們正在努力獲得更有力的國際認同,包含推動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制定更完整的指導原則,並以最終促成《因職業與世襲身分受歧視社群權利宣言》為目標。但真正的考驗總是發生在現實生活中。國際宣言只有在真正改善人們的處境時才有意義,例如一名正在對抗「不可接觸者」體制的女性得以改變人生、一名清潔工能夠獲得安全與有尊嚴的工作環境、一名羅姆兒童拒絕在學校受到隔離,或者是一個哈拉廷家庭得以真正爭取自由、土地與平等。
本文原刊登於《Inter Press Ser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