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洛哥:吹哨者揭露當局如何透過全面監控,使記者與行動者噤聲
- 前情報人員罕見提供第一手證詞,揭露摩洛哥監控系統的內部運作方式
- 監控目標在拘留場所、辦公室、住家、車輛及機場遭秘密錄音錄影
- 情報機構與通訊行業者串通,販售預先植入間諜軟體的手機
國際特赦組織在新報告中指出,摩洛哥當局建立了規模龐大的監控體系,結合數位與傳統監控工具,追蹤、監視記者、行動者及其他批評政府的人士,最終達到噤聲的目的。
最新報告《先下判決、再走程序:深入摩洛哥監控機器》(We start with the verdict: Inside Morocco’s surveillance machine,暫譯)揭露,摩洛哥當局如何透過非法監控鎖定人權捍衛者、記者及其他異議人士,並對他們提起刑事起訴、進行司法騷擾及其他形式的打壓,侵害他們的隱私權、人身自由、表達自由、結社及和平集會自由。
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阿格妮斯.卡拉馬爾(Agnès Callamard)表示:「摩洛哥已全面採用科技威權手段,購置各式監控技術,建立並維持專門用來打壓人民的系統。這套系統旨在讓人權捍衛者及記者心生恐懼,壓制他們的聲音,並阻礙他們在摩洛哥境內外的工作。」
摩洛哥當局一再否認使用間諜軟體監視國民。然而,國際特赦組織取得的新證據,包括吹哨者證詞、外洩的監控資料、政府使用間諜軟體鎖定目標的紀錄,以及監控工具供應商提供的資料,都證明事實並非如此。根據這些證據,國際特赦組織不僅記錄了當局用來打壓異議人士的各種工具及手法,也揭露了背後由國際供應商組成的網絡。
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對摩洛哥用來監視記者、人權捍衛者及其他人士的工具,提供了迄今最詳盡的介紹,包括高科技間諜軟體、竊聽系統及追蹤裝置。摩洛哥向以色列、歐盟與美國的企業購買監控工具,其中包括 NSO Group、現已改名為 Memento Labs 的義大利間諜軟體公司 Hacking Team,以及英德企業網絡 Gamma Group 與 FinFisher。
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阿格妮斯.卡拉馬爾
「這個情況再次顯示,企業與國家未能履行國際法義務,助長了以科技壓迫為基礎的全球性經濟體系。」
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阿格妮斯.卡拉馬爾表示:「這套打壓體系讓摩洛哥人民難以行使表達自由、結社自由及和平集會自由,甚至可能因此面臨危險。即使獲釋出獄,他們仍活在監控的陰影下,並遭受抹黑攻擊。這些攻擊所利用的私人資訊,只有透過監控才能取得。摩洛哥當局必須立即停止非法監控人權捍衛者與記者。」
國際特赦組織發現的數位鑑識證據顯示,當局透過多種方式入侵人權捍衛者的裝置,包括直接接觸裝置並植入惡意程式、通常需要受害者點擊惡意連結的「一鍵式攻擊」(1-click attack)、無須目標點擊連結或採取任何行動就能感染裝置的「零點擊攻擊」(zero-click attack),以及透過國營網路摩洛哥電信(Maroc Telecom)發動的「網路注入攻擊」(network injection attack)。
深入摩洛哥監視體系核心的吹哨者
國際特赦組織先前曾首度公布數位鑑識證據,證實摩洛哥人權捍衛者與行動者的手機遭「飛馬」間諜軟體(Pegasus spyware)入侵。
該報告進一步確認,摩洛哥國土監控總局(Direction Générale de la Surveillance du Territoire,DGST)是該國部署飛馬間諜軟體的機構。儘管摩洛哥當局先前否認相關指控,報告仍詳盡紀錄在 2017 年至 2019 年間,利用飛馬間諜軟體侵害行動者與記者權利的行為。
一名化名為薩菲爾(Safir)的吹哨者曾任職於國土監控總局。國際特赦組織在數年間多次訪問他,他詳細描述了該機構的內部運作,以及使用的各種監控工具與手法。國際特赦組織也透過獨立消息來源、技術證據及人權捍衛者訪談,交叉核實其證詞中的關鍵內容。
國際特赦組織結合這名內部人士的第一手證詞、數位鑑識研究、10 名監控目標的訪談,以及外洩的摩洛哥監控行動與監控技術供應商資料,得以深入揭露國家監控行動的運作模式。報告也指出,濫用間諜軟體只是整套監控與控制系統的其中一種手段。
薩菲爾描述了當局如何侵入個人裝置。監控目標在拘留期間,以及辦公室、車輛、咖啡廳,甚至自己的臥室裡,都可能遭到秘密錄音錄影。電話通話經常遭到攔截,位置資料也受到追蹤,讓行動者及相關人士的日常行蹤暴露無遺。他也透露,國土監控總局人員會拉攏通訊行業者,讓他們販售預先植入間諜軟體的手機,甚至招募人權捍衛者的鄰居擔任線人。
這些手法影響的不只是遭到鎖定的行動者,也波及他們的家人、朋友及工作人脈。情報人員的行動缺乏司法監督,也不必承擔責任。他們秘密鎖定行動者,卻能逍遙法外。
他們使用的工具五花八門,但目的很明顯;他們想勒索、詆毀、羞辱在摩洛哥為人權發聲的人,必要時甚至將他們不當監禁。
國際特赦組織安全實驗室研究員蕾貝卡.懷特(Rebecca White)
「對摩洛哥的人權捍衛者而言,國家的監控網絡幾乎無所不在,甚至延伸至國境之外。最終,他們幾乎無處可躲,也無法逃脫。」
國土監控總局如何鎖定行動者
摩洛哥的監控行動主要由國土監控總局執行。雖然許多先進的數位監控技術可以遠端操控,但該機構也大量使用直接接觸裝置並植入惡意程式的方式,監控記者與行動者。
薩菲爾在證詞中表示,當局對經過摩洛哥機場的人士使用這些手法,也會與二手手機業者合作,秘密向監控目標提供看似「全新」的裝置。這些手機外觀看起來未經使用,但一旦啟用,當局就能全面存取使用者的通訊內容。
薩菲爾表示:「我們在非常多網咖的電腦裡植入了遠端控制間諜軟體(Remote Controlled System,RCS)。外勤人員會告訴我們目標去了哪間網咖,而因為我們早就感染了那裡所有的裝置,所以能看到他們在做什麼。」
RCS 間諜軟體能讓操作者追蹤通話、讀取訊息、存取照片並錄製音訊。
一旦某人被列為監控目標,國土監控總局就能動用各式工具,包括先進的數位針對性監控及大規模監控技術。除了電話監控,當局也會秘密在私人空間安裝麥克風與其他錄音設備,竊取對話內容。
記者奧馬爾.拉迪因報導貪腐及人權侵害事件,多年來遭受騷擾,後來更遭到監禁。他也曾成為這種監控手法的目標。薩菲爾表示,當局在拉迪公寓的燈具中安裝了微型麥克風,透過加密無線電訊號傳送錄音資料。
人權捍衛者也面臨監控、刑事起訴及抹黑攻擊。他們認為,這些攻擊所使用的資訊來自監控行動。相關抹黑行動透過親政府媒體平台散播,通常意在削弱行動者的正當性,或讓他們在摩洛哥社會中受到汙名化。
只要我公開發言、在 Facebook 上發文,或是在 Instagram 發佈任何東西,他們就會仔細監視我的一舉一動,還會辱罵我。他們根本不是媒體,而是恐嚇人民的工具。
摩洛哥記者奧馬爾.拉迪
懷疑自己的私人及居家空間遭到侵入,也對人權捍衛者造成深遠的心理影響。
2021 年,資深人權行動者福阿德.阿卜杜勒穆尼(Fouad Abdelmoumni)與未婚妻在家中遭到秘密錄影,影片隨後在 WhatsApp 上流傳。
他表示:「當我看到自己和伴侶在床上的影片,從拍攝位置與角度就能清楚判斷攝影機裝在哪裡。一定是在冷氣機上。我去查看,卻什麼都沒找到,因此推測他們能輕易安裝並拆除設備。儘管當時光線昏暗,影片的畫質與音質卻都很好,可見設備一定非常先進。」
薩菲爾證實了阿卜杜勒穆尼的說法,並形容這是國土監控總局執行監控與事後消除痕跡的「典型案例」,目的是不留下任何證據。
本次調查由非政府組織「禁忌的故事」(Forbidden Stories)協調,與 14 家媒體組織合作進行,並以摩洛哥調查記者希沙姆.曼蘇里(Hicham Mansouri)的工作為基礎。曼蘇里本人也是摩洛哥監控機器的受害者,目前流亡法國。2015 年,他遭當局以捏造的「通姦」與「性剝削」罪名監禁,審判程序也不符合國際標準。他向國際特赦組織說明,監控如何導致人們自我審查。
曼蘇里表示:「這種作法非常暴力。有位朋友告訴我,經歷了這一切好幾年,當他終於入獄的那一天,反而有種解脫的感覺。」
2019 年 10 月,國際特赦組織首度透過數位鑑識,記錄了摩洛哥境內利用飛馬間諜軟體發動的感染嘗試,目標是人權律師阿布杜薩達克.布沙塔維(Abdessadak El Bouchattaoui),他曾為「里夫運動」(Hirak El-Rif)的示威者辯護。「飛馬計畫」(Pegasus Project)的紀錄顯示,2017 年 9 月 19 日,他的電話號碼已被輸入摩洛哥的飛馬系統,之後又多次被選為間諜軟體攻擊目標,包括 2017 年 10 月 23 日,也就是他收到含有感染連結的簡訊前不久。這證實摩洛哥的飛馬間諜軟體監控行動在 2017 年 10 月時已全面運作。
飛馬間諜軟體的演變及其對人權捍衛者與記者的使用情況
根據法律文件、外洩的監控記錄、開源情報及薩菲爾的證詞,報告提供更多證據顯示,國土監控總局自 2017 年 9 月起開始部署並使用飛馬間諜軟體。NSO Group 員工也曾造訪摩洛哥,進行系統展示或測試。NSO Group 正是開發惡名昭彰、侵入性極高的飛馬間諜軟體的公司。
其他證據來自先前為公開的 NSO Group 內部資料。這些資料是在 WhatsApp 與 Meta 對該公司提起、歷時多年的美國民事訴訟中所揭露的。資料顯示,NSO Group 員工曾為摩洛哥當局提供訓練,並透過測試展示間諜軟體的新功能。摩洛哥當局是 NSO Group 的客戶,在該公司內部的代號為「Morgen」。
國際特赦組織分析了 2017 年 9 月至 12 月間輸入摩洛哥飛馬系統的所有目標電話號碼,進一步證實人權捍衛者與獨立記者是國土監控總局優先鎖定的對象。
國際特赦組織確認,103 組摩洛哥電話號碼分別對應到被選為飛馬前在監控目標的特定人士。其中 65 人可確認為公民社會成員,包括 34 名人權捍衛者、22 名記者與媒體工作者、5 名律師及 4 名學者;另有 25 人是政治代表或官員,5 人為外交官或國際組織代表。其餘 8 人包括商界人士、宗教人士,以及身分或類別不明的其他人士。
這些記錄顯示,知名人權捍衛者與記者的電話號碼,是最早輸入飛馬系統的號碼之一。這意味著,國土監控總局購買這套侵入性極高的間諜軟體系統,首要目的就是監控這些人士。
國際特赦組織安全實驗室主任唐卡.奧基爾瓦爾(Donncha Ó Cearbhaill)
「報告也透過飛馬攻擊的技術分析,將多起濫用飛馬間諜軟體的案件歸因於國土監控總局。綜合這些發現,有充分證據顯示,摩洛哥當局曾對批評政府的記者、行動者、律師及政治人物,發動大規模跨境飛馬監控行動。」
國際特赦組織在報告發佈前 4 週致函摩洛哥當局,但未收到任何回覆。
報告發佈前,國際特赦組織也致函報告提及的企業,向其說明與其業務相關的主要調查發現。
Verint 回覆表示:「Verint 已於 2021 年 2 月 1 日售出這項業務。媒體詢問應轉交 Cognyte Software Ltd.。」
Memento Labs 表示:「我們可以向你們確認,目前並未與任何摩洛哥政府機構簽訂有效合約。」該公司又補充:「近年來,Memento Labs 已大幅改變營運方式,並實施內部法尊計畫,以審慎監察各國情勢。」
國際特赦組織並未收到其他任何企業的回覆。
在本報告中,國際特赦組織將「違反國內監控相關法律及程序的監控行為」視為非法監控。即使監控行動符合國內法律程序,只要其使用方式違反國際人權法及標準,仍可能構成非法監控。
摩洛哥的監控行為及其使用的許多工具,都違反國際人權法及標準。摩洛哥當局必須立即停止監控依法行使人權的人權捍衛者與記者。摩洛哥司法機關也必須確保針對所有通報的國土監控總局非法監控案件,展開獨立且有效的調查。
各國必須停止向摩洛哥出口間諜軟體、數位鑑識工具及其他侵犯隱私的技術,直到當地建立足以在實務上防止人權侵害的保障機制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