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聲明：人權保障不應淪為政黨對決的犧牲品，監委人事同意權應實質審查

第 6 屆監察委員已於今年 7 月 31 日任期屆滿，第 7 屆監察院院長、副院長及 25 名監察委員被提名人，預定於本（9）月 29 日由立法院行使同意權。

在 2024 年 7 名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全數未獲同意、憲法法庭運作隨即受到嚴重影響之後，我們憂心，監察委員同意權可能再次依循政黨對立的劇本，於尚未逐一判斷人選是否適任的情況下，便以黨團立場全數否決，讓監察權與國家人權委員會長期陷入癱瘓。

對此，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台灣冤獄平反協會、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台灣勞工陣線、環境權保障基金會、婦女新知基金會、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經濟民主連合、台灣人權促進會、刑事辯護律師協會、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等 14 團體，共同提出以下訴求：

• 監察權的人權保障功能，不容立法院漠視。
• 癱瘓監察權，恐犧牲弱勢群體權益。
• 立法院應實質審查適任性，拒絕非理性的全面封殺。

一、監察權的人權保障功能，不容立法院漠視

監察委員人事案的國會同意權行使，這並非單純的人事空缺問題。監察院依法監督政府機關及公務人員有無違法失職，並得提出糾正、彈劾及制度改善意見；國家人權委員會則負有調查人權侵害、推動人權教育、促進國際人權接軌等職責。一旦監委缺位，上述功能勢必停擺或嚴重受限。

尤其在冤錯案件中，判決確定並不代表國家就無須繼續追問：是否有冤獄？錯誤如何發生？偵查、鑑識、起訴、審判行政或救濟制度是否存在結構性缺失？監察院的調查雖不能取代再審或非常上訴，卻是促使司法體系自省、督促相關機關改善的重要機制。以下為監察院歷年與民間人權團體交涉、協力推動的冤案案例：

團體	案件當事人	案號／時間與內容
司改會	邱和順	83年9月：糾正10名員警、2名檢察官（王清峰委員）。 102年字號1010800016調查報告，指出本案有共同被告自白矛盾、檢警誘導威逼的問題。 109年6月：高涌誠委員第四份報告（重要證物遺失，建議總統特赦）
司改會	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	84年7月12日，張德銘委員調查報告：糾正法務部、警政署未盡監督與保障人權之責
平冤	蘇炳坤	早期報告「認同冤情、肯定特赦」。 091司調0095：特赦後之賠償與承辦人員責任。
司改會	徐自強	91年12月11日，司法及獄政會議：徐案僅依共同被告在沒有任何其他補強證據下，遭判死刑案。 101司調0049：言詞辯論前透過違法指派公設辯護人之手段要求徐自強認罪等，似有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與公平法院精神等情。
司改會	江國慶	99司正0004：糾正國防部。 調查報告字號0970800125。 調查報告字號0990800537。
平冤	王淇政、洪世緯（后豐大橋案）	101年8月15日，司法及獄政會議：本案在場證明與證詞等違失。請法務部提請再審與非常上訴。
司改會	羅明村	102年4月15日，院台司字第1022630157號函調查意見：認檢察官逾期上訴。 109年司調字第44號：函請法務部調查本案真相。
司改會	王隆昌	102年調查意見：指出污點證人證詞矛盾等疑點。104年檢察總長據以提起非常上訴。
平冤	鄭性澤	103年3月12日，李復甸委員：刑求後疲勞訊問、自白任意性、彈道與射擊位置事證不明，函請研提非常上訴及再審。 107司調0003：主要認定事實基礎之證據有違法醫學學理。
平冤	謝志宏	107年7月11日，王美玉委員；原確定判決違反公平法院原則，函請研提非常上訴與再審。
平冤／司改會	王信福	113年3月13，司法及獄政委員會通過：未經對質詰問、重要證人遭刑求及證據稀少等事由，呼籲法務部再審及非常上訴。

此外，在多元的人權議題議題上，監察院也扮演起有利的監督調查角色。從「疫情期間玉里醫院隔離措施嚴重不當案」及「外交部國籍查證瑕疵及在臺藏人居留爭議案」等，可以看到在行政機關不願面對的冷門議題上，監察院仍能發揮糾正、督促的功能。

而勞動議題上，光在 115 年，監察委員的調查就促成了各部會的數度介入與改進。政府機關中，監委糾正了教育部職場霸凌；非公家機關中，如：麥當勞公司前主管涉性侵未成年女工讀生案、外國籍學生來臺實習相關權益受損案等，也因為監委調查監督得到行政院跨部會的介入。

過往幾年，監察院也多次關注政府機關內部因權力不對等關係而長期被輕縱、難以究責的長官對部屬性騷擾、性侵事件。舉例來說：

• 針對司法體系的權勢性騷擾與強制猥褻案件，監察院經調查後通過彈劾、移送懲戒，並以調查報告揭露司法體系在申訴、調查與懲處上的縱容，要求司法院正視並改善。
• 針對調查局內部長期以輕懲掩蓋的職場性騷擾，監察院則作出調查報告與糾正，要求法務部徹底檢討其申訴、調查與汰除機制。
• 針對外交體系駐外館處的權勢性騷擾，監察院亦接連揭露駐菲律賓、駐泰代表處大使對女性部屬，以及外交部人員對下屬的性騷擾案件，分別以調查報告及彈劾咎責，並糾出外交部在申訴、調查與懲處各環節的消極怠忽，要求正視駐外機構封閉職場中權力不對等的結構問題。
• 除了性騷擾相關的調查案之外，監察院也關注更多元的性別議題，如：跨性別強制手術換證案、雙性人處境及權益保障調查案、長庚跨性別學生宿舍入住歧視案。甚至在某些案件中，間接地促進了制度改變，跨國同婚伴侶依親與居留權益調查案便是適例。就政府機關對女性外籍移工在台懷孕生子之權益保障與執行情形，監察院也曾作出調查報告與糾正，直指相關法規「看得到卻用不到」的困境。

針對監察院過去的調查、結論乃至於部分的不作為，民間團體也非全面肯定，過去也不乏有嚴厲的批評。但若是要癱瘓監察權，無異於因噎廢食，權益真正受損的，還是在這些調查案與人權問題下的民眾。

二、癱瘓監察權，是犧牲誰的權益？

我們必須強調：民間團體並非要求立法院照單全收，也非為任何被提名人背書。總統的提名權應受國會制衡，立法院當然有權、也有責任嚴格審查被提名人的專業、操守、獨立性及人權理念；不適任者，本應否決。然而，同意權的意義正在於對「每一位」被提名人作成判斷。若對背景、專長及公共經歷各不相同的 25 名人選，不經個別評價便作成完全相同的否決結論，同意權就不再是實質審查，而可能淪為政黨對總統的包裹式不信任投票。

這場人事僵局的代價，已由人民承擔。由監察委員兼任、組成的國家人權委員會於 8 月 3 日公告，第 1 屆人權委員任期屆滿後，雖仍照常受理並研析陳情申訴，卻已無法召開委員會議；案件能否立案調查、調查報告能否審議及發布，都必須等待新任人權委員到任。換言之，人民仍可把陳情送進門，制度卻無法作成實質決定。對身處監所者、遭受不當警察權力者，以及身心障礙者、兒少、移工、勞工、性別或性少數等不利處境群體而言，實是情何以堪？

監察院是否存續，社會當然可以討論；如要廢除，也應先建立足以承接監察院與人權會功能的替代制度。但在憲法及現行法律仍明定監察權與國家人權委員會職權之際，任何政黨都不應以人事杯葛，造成實質上的機關失能。組織可以改革，權力可以重新配置，但監督政府、受理人民陳情、監督監所、警政及司法體系，以及依國際人權標準檢視國家施政的功能，不能在政治攻防中被一併犧牲。

三、立法院應實質審查適任性，拒絕非理性的全面封殺

2024 年大法官同意權的結果已經顯示，人事同意權一旦被當成政黨表態工具，受損的不只是被提名人或提名者，而是人民賴以維繫憲政秩序與保障權利的制度。因此，我們向立法院各黨團及全體立法委員提出三項訴求：

（一）逐人實質審查，拒絕預設全數否決

立法委員應依每位被提名人的專業能力、品格操守、政治獨立性及人權理念，逐一判斷是否適任，並對自己的投票負責。

（二）公開具體理由，讓同意權接受民主問責

各黨團及立法委員無論投下同意或不同意票，都應針對個別人選提出可受公共檢驗的具體理由，而不是只以抽象政治口號或一致的黨團結論取代判斷。

（三）完善人權會法制，避免人事僵局再次中斷人權保障

朝野應儘速建立人權委員缺位期間的持續運作及急迫案件處理機制；逐步推動專任人權委員制度，提升其組織與人事獨立性；並完成國家人權委員會專門職權行使法制，使其具備清楚、充分且符合《巴黎原則》的法定權限。

最後，我們再次呼籲：立法院不是只能在「全數接受」與「全數封殺」之間二選一。真正的國會監督，是願意辨別適任與不適任，提出理由，並為每一票承擔責任。監察院存廢可以討論，但在新的制度完成以前，監察權不能被架空，國家人權委員會更不能成為政黨攻防下的制度陪葬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