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戰權力、對抗不公： 致敬全球女性人權捍衛者！

在世界上的所有地方，都有為自由、平等、正義與人權而戰的人，女性自不例外。2013年，聯合國大會採納了第一份有關女性人權捍衛者（Women Human Rights Defenders, WHRDs）的決議，終於明確定義什麼樣的人是女性人權捍衛者，並列出其所面臨的挑戰、國家為了保護其權利所能採取的措施。

女性人權捍衛者可以是捍衛與所有人權相關事務的女性，也可以是捍衛性別相關權利的任何性別的人士，例如LGBTI族群或非順性別者。女性人權捍衛者的工作領域範圍可以很廣，可能是在爭取或捍衛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也可能是在對抗強迫失蹤、酷刑、恣意拘留，亦有可能是在推廣教育、住房與健康權，或為移民及原住民權利而奮鬥，更可能是為女性權利、女性主義發聲，並在爭議議題上勇敢出面，例如爭取墮胎權利、性工作者權利、改變性別登記而不被歧視的權利、自由選擇穿戴面紗的權利等等。女性人權捍衛者提供了一份性別交叉的分析視角，並推動世界朝更平等的方向前進。

然而，這些捍衛自己及他人權利的人有時只是勇敢站出來發聲，就遭到汙衊、威脅、人身攻擊，被當局騷擾或定罪，有時甚至遭到恣意拘留、強迫失蹤及殺害。比起男性，女性成為人權捍衛者常面臨更多的難關。例如，因不符所謂社會常規而遭歧視、排擠與邊緣化，甚至遭到自己的家庭或社群的威脅與攻擊；即使其參與的運動與性別議題並無關係，女性人權捍衛者依然經常受到與性相關的污名及道德攻擊，其外表、身型、性別氣質在網路上被嘲笑或攻擊，或者在現實中被性騷擾或性侵害；更嚴重的是，在世界上許多地方，由於父權的壓迫性社會氛圍，女性人權捍衛者經常無法獲得政府的救濟。整個系統並不支持她們從事政治活動，政府有時甚至成為主要加害者，例如：薩爾瓦多的瑪麗亞・特蕾莎・里維拉（Maria Teresa Rivera）由於受到國內極端的反墮胎法的迫害，在2017年3月成為第一位在瑞典（乃至全世界）因此原因獲得庇護的女性。

儘管如此，依然有無數的女性為了自己，也為了他人站出來。在一年一度的國際婦女節之際，聽聽她們分享的經驗，或許能讓我們有所啟發。

賈斯汀・恩庫倫齊扎 – 蒲隆地

2015年5月，因蒲隆地時任與現任總統皮埃爾・恩庫倫齊扎（Pierre Nkurunziza）宣布突破憲法連任限制條款，尋求第三任任期，引發蒲隆地國內動盪，導致多人死亡及數萬人逃離家園。作為蒲隆地最知名的公民社會運動者之一，賈斯汀・恩庫倫齊扎（Justine Nkurunziza）自然也在政府迫害的名單上，並受到了執政黨「捍衛民主國家委員會－捍衛民主力量」（Conseil national pour la défense de la démocratie-Forces de défense de la démocratie, CNDD-FDD）轄下的民兵的追捕。

賈斯汀先是逃到盧安達，再轉往加拿大，並在整個過程中繼續倡議、遊說與組織，為蒲隆地的民主與法治重建而奮鬥。在逃離家園以前，賈斯汀特別關注婦女與兒童權利，並在非政府組織中擁有超過15年的領導經驗，例如參與「蒲隆地婦女和女童爭取和平與安全運動」（Women and Girls Movement for Peace and Security in Burundi）。她同時也是一位和平建設者，與其他女性社運者一起透過對話、文化、舞蹈、遊戲和運動的方式促進社會和解，努力將撕裂的族群關係（胡圖族和圖西族）重新癒合。

除此之外，她任職蒲隆地最大的公民監督選舉團體COSOME（Burundi Coalition of the Civil Society for Elections Monitoring）主席，在公民社會運動中扮演活躍的角色。賈斯汀因積極參與蒲隆地的公民社會建設而成為政府攻擊的目標，但她不會放棄，而她的精神也受到國際間的廣泛關注。

帕特里西亞・奧利維拉 – 巴西

巴西擁有全世界數一數二高的凶殺案數量，而且只有小部分的案件獲得正義。警察所犯下的非法殺害更推動了暴力浪潮。在這種情況下，倖存者或受害者的女性親屬開始組織起來，支援彼此，為獲得正義而戰。

這些年來，這些組織不斷擴大，並發揮日益顯著的影響力。帕特里西亞・奧利維拉（Patrícia de Oliveira da Silva）是「反暴力社群與運動網路」（Network of communities and movements against violence）的共同創辦人。帕特里西亞是坎德拉里亞（Candelária）大屠殺唯一倖存者的姐妹，這場針對無家可歸兒童的大屠殺發生在1993年的里約熱內盧，而且還是由當地的憲兵部隊成員所執行。大屠殺發生的晚上，帕特里西亞的弟弟——唯一的倖存者瓦格納・桑托斯（Wagner dos Santos）與其中兩名受害者站得十分靠近，差點也被警察殺害。當晚他中了四槍，卻活了下來，並成為此後審判過程中的關鍵證人。然而，正因如此，他受到持續的針對和攻擊而不得不逃亡海外。

帕特里西亞於2004年所創辦的這個網路包含坎德拉里亞大屠殺、以及數十年以來的大屠殺受害者親屬，為爭取貧窮城郊的居民權利而行動，因為巴西對於貧窮社區的治安管理十分暴力、腐敗且充滿種族歧視，許多犯下非法殺害的安全部隊經常逍遙法外。「反暴力社群與運動網路」最終的目標是防止警察繼續以同樣方式行使暴力，並讓安全部隊為人權侵害負起責任。在這樣的情況下，女性人權捍衛者也經常面臨恐嚇、騷擾，甚至被殺害。不過，帕特里西亞表示「女性一直是對抗國家侵害的主要改革力量」，為了「建立一個更好的巴西和世界」，她會繼續在這條道路上奮鬥。

喬伊・喬琳・馬塔萊 – 東加

殖民前的東加有著流動的性別概念，能包容同性關係和跨性別者；跨性別女性，或用當地語言稱呼為「雷蒂斯」（leitis）在東加社會中扮演著重要及受人尊重的角色。但隨著殖民主義和基督宗教在18世紀晚期的到來，東加社會開始因宗教虔誠而變得保守，「雷蒂斯」也因此遭受污名化，反同情緒越發高漲。男性之間的合意性行為非法行為，最高可判處十年徒刑及鞭刑；儘管並無紀錄顯示此項法律曾被執行，但同性關係不為法律所承認，改變性別也是非法的。

雷蒂斯喬伊・喬琳・馬塔萊（Joey Joleen Mataele）回憶道：「我曾被老師和同學霸凌。在回家的路上，有人會走過我身邊打我的後腦勺，或罵我『死娘砲』。我會因此跟他們打架。我總是在打架。我的兄弟們和表兄弟姐妹們會辱罵我，其中還有一個人拿繩子掐緊我的脖子，只為了讓我發出男人的聲音。有一次他差點掐死我。」

正因過去被歧視的經驗，喬伊決心成為一名人權運動者：「我不想讓我在童年時遭遇過的同樣問題發生在年輕一代身上。」她和其他雷蒂斯於1992年創立了「東加雷蒂斯協會」（Tonga Leitis Association），以去除同性戀和扮裝（cross-dressing）的污名，同時也為了讓「LGBTI社群有一個安全的空間，可以坐下來談談我們面對的問題，敞開心房聊聊發生什麼事情、人生中的遭遇…至少讓我們有個空間能夠歡笑、放鬆、做自己。」

除此之外，喬伊還發現最有效也最能和平地對抗宗教偏見的方式是「talanoa」（故事對話），也就是坐下來面對你的對手並展開對話。她和其他雷蒂斯走遍東加的教會，透過公開對話倡議人權。

韓慧慧 – 新加坡

新加坡政府嚴格限制公民的言論及集會自由。例如，當局使用「OB標記/ 越界標記」（out of bounds markers）一詞來表示允許公開討論或辯論的主題；2019年5月更通過《防止網路錯誤資訊和操縱法》，卻無明確規定什麼是「正確」、「錯誤」、「有誤導性」的資訊，這讓當局擁有不受限的權力決定什麼樣的資訊可以出現在民眾所觀看的新聞上，違反者最高可被判處十年徒刑與極高的罰金。

韓慧慧（Han Hui Hui）16歲就開始使用部落格和社群媒體批判新加坡的社會問題，並提升公眾對於新加坡人權侵害的意識。然而，她的直言不諱也讓她多年來成為新加坡政府司法騷擾的對象。2014年，韓慧慧開始組織抗議活動，很快便被當局禁止。2016年6月27日，韓慧慧被判決非法集會及造成公共騷擾，並為其在2014年於芳林公園（新加坡唯一一處未獲警察批准即可舉行公眾聚集及示威的場所）所舉行的和平集會付上罰金。而女性人權捍衛者除了得對抗政府的限制之外，還要面對龐大的社會壓力。

韓慧慧說：「當別人告訴我，女性不應該到處奔走呼籲公眾關注新加坡所發生的事情時，就讓我了解到問題不只出在政府身上，還出在整個社會的心態上…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健康的社會規範，我想要讓事情變得更好。」

幸好，多年來的堅持、鼓勵已讓越來越多新加坡女性認識到她們的力量，並勇敢出面發聲。今年，韓慧慧推薦了兩位女性代表新加坡在一場區域會議中發言：「我終於看到自己不再是一個人，這讓我感到非常溫暖。」

努拉・加濟・薩法迪 – 敘利亞

在戰火肆虐的敘利亞，數千人遭到強迫失蹤、數百萬人在國內流離失所、成千上萬人被殺害。絕大多數的強迫失蹤、恣意拘留及法外處決受害者為男性，因此幾乎總是女性組織起來尋找被消失的人並尋求正

義。除此之外，這些女性成為養家糊口的人並擔任一家之主，卻因法律和習慣上對女性根深蒂固的歧視而面臨嚴重的問題；在這樣飽受衝突撕裂的地區，更缺乏使女性免於性及性別暴力的適當保護。

在這樣的環境下，努拉・加濟・薩法迪（Noura Ghazi Safadi）的丈夫、身為數位社會運動者的巴塞爾・哈塔比爾（Bassel Khartabil Safadi），在2012年被敘利亞政府逮捕而遭強迫失蹤，並在2015年時被法外處決。

為了紀念丈夫，努拉於2017及2018年共同創立了「自由家庭」（Families

for Freedom）及「無照片地帶」（NoPhotoZone），向敘利亞及黎巴嫩的遭拘留者、強迫失蹤者及其家屬提供法律及倡議協助。

努拉告訴國際特赦組織，她的目標「不只是捍衛被監禁的人、協助他們重獲自由、使他們獲得改判。我在思考的是其日常生活中每一個細節，以及影響他們及家屬的更深層次的問題。我希望他們的故事不只出現在談判、人權報告或媒體上，還要出現在敘利亞的歷史、每個敘利亞人和整個世界的意識當中。我希望監獄變成一個改善人而非懲罰人的機構。我還希望結束政治監禁的悲劇，創造一個公正的司法體系。」

在這條漫長的路上，努拉發現與其他女性團結一心成為了讓她前進的力量：「自從我丈夫被處決以後，是『自由家庭』讓我繼續走下去。我覺得所有被監禁的案例都是我的事情，為他們奮鬥下去是我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