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韓】為家鄉奮戰的人權運動者：我們永遠不會停

Ji：「2006年，當時我22歲，我跟著我母親及兄弟先逃離了北韓。我父親本來晚點要跟我們碰面，但後來我就再也沒見過他了。聽說政府抓到了他，他被施以酷刑，最後命喪北韓。

 

今年稍早，我終於能在聯合國述說我的故事，呼籲北韓政權承擔其人權侵害行為，為人民及那些尋求更好生活的人們負起責任。這個機會對我來說無比重要。」

Kim：「在北韓，雖然我的家境比較富裕，但1990年代的大饑荒仍使我們生活很艱苦。當時整整半年都沒有供應糧食，於是我們家決定離開。我記得那年我11歲，母親跟我說：「走吧！我們去更好的地方生活，吃更好的東西。」

 

我們打算投靠住在中國丹東市的親戚，因為那裏距離邊界較近。我們涉水越過了圖們江。據說當時很多脫北者都在這條路上喪命。那時候是8月，下著大雨，我母親差點溺水，但這還不是最艱辛的時刻，我們抵達中國後還有更糟的事。

 

因為沒有相關的合法文件，我們時時刻刻都處在被送回北韓的險境中；如果回去的話，很可能會被送到勞改營，甚至被處死。逃往中國之後，我們幾乎都躲在家，也因為這樣，我在那裡學會了中文。那時如果警察來視察的話，我們都得躲起來。因為不知道該怎麼去南韓，我們就這樣在中國躲了7年。後來終於在2005年，透過上海南韓領事館的協助，我們到了首爾，找到自由。

 

 

我畢業並找到了工作，但生活依然過得又貧又飢。因為營養不良，17歲的我只有110-120公分高。我餓到飢不擇食，連樹皮都吃。我開始懷疑這個國家的生活真的有比較好嗎？

 

我跟我兄弟逃到中國後，決定分開行動，這樣比較不容易被抓。我們盼望著能在南韓重聚，但彼此都不確定這是不是最後一面。我花了15天搭了一班又一班的公車，經過東南亞，越過整片森林，只為能抵達南韓。每次在路上碰到說中文的人，我只能無言答以微笑，希望不要發生壞事。

 

在首爾下飛機後，好多事情衝擊著我的大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天氣很涼，空氣沁人。然後我終於跟我的母親與兄弟團聚，原來他們早就到了南韓，見到他們我實在激動不已。

 

我獲得了自由，但在首爾的第一個星期，卻完全不知道該怎麼開始新生活。所以那幾天我幾乎都窩在床上睡覺。我竟然用昏睡度過我自由的新生！於是我決定做我真正想做的事。我想讀書，知識帶給我自由。」

Kim：「生活在首爾最棒的事情就是我可以去我想去的地方。在中國我總是活在被遣返的恐懼中。

 

2011年，我在大學見到創立NAUH的Ji Seong-ho。這說來可能有些奇怪，不過我原本其實不太了解發生在北韓的人權侵害。當時在北韓生活，我曾目睹兩起公開處決，但我年紀很小就離開了，根本不知道那代表什麼。出於好奇，我參加了NAUH其中一場會議，我才認知到北韓政權的惡行，要不是幸運逃出，我和我的家庭都可能會是受害者。」

Ji：在首爾我的人生徹底轉變，但我知道家鄉仍有許多人在受苦，於是在2010年，我幫忙創立了NAUH。我們先是在首爾街頭宣傳，倡議北韓人權；隨著更多資源及支持者的加入，組織逐漸茁壯。一年後，我們開始了北韓緊急救援行動，幫助躲在中國的脫北者，尤其是女性，支援他們逃往南韓，並協助他們適應新生活。

Ji：每當我碰到那些北韓人民，我總看見他們滿滿的勇氣。在家鄉，大家都說女性脫北者是最糟糕的，但我現在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我想幫助那些女性。我用北韓當地方言跟他們談話，試著讓他們感覺身處家鄉。我想這就是我該做的。這對我來說是最珍貴的工作，能夠幫助他們我也感到非常高興。我們的成果在2019年3月達到高峰。在聯合國的活動中我們與許多外交官碰面，談論人權。我們發表了誓詞及研究，有助於聯合國在北韓的普遍定期審查(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UPR)。我們在聯合國的報告主要談論北韓的街童，他們時常遭受最殘忍的虐待，卻沒有機會捍衛自己的權利。因此作為人權運動者，我想為他們盡一份心力。

Ji：雖然北韓人權侵害依然猖獗，我們會持續努力提醒人們周遭發生的事。我們永遠不會停止讓北韓的人權意識抬頭。

Kim：我們需要更多政府對北韓施壓，以促成正面的改變。人民的意見能使政府有所畏懼，有朝一日北韓人民終能齊心發聲，所以請繼續出聲譴責人權侵害暴行，直到北韓政府不得不聽進你們的聲音。

 

Ji: 謝謝所有國際特赦組織的支持者，謝謝你們重視北韓人權。我希望我們能為全人類的人權共盡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