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劉霞自由!我們持續向中國施壓

7月10日,中國當局終於結束了對畫家、詩人兼已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之遺孀劉霞的軟禁,允許她前往柏林。

 

 

劉霞的個案究竟與眾多仍被羈押在中國監獄中,或被阻止離開中國的異議人士、活動人士有什麼不同之處?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探討。在私下和公共外交雙管齊下的策略下,就劉霞的個案做出的努力終於得到了回報,而且,無論情勢看來有多黑暗,這策略或許也能對其他人奏效。

 

首先,我們要記住,有別於她已故丈夫在2009年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受審,劉霞從未被中國政府指控任何罪名;因為這樣,她有別於異見作家秦永敏或維族學者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在劉霞飛往德國翌日,秦永敏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13年有期徒刑,伊力哈木·土赫提在2014年被以「分裂國家罪」判處無期徒刑。即使針對上述二者及其他人的指控多麼沒有根據,但他們的審判至少遵循了一點點的司法程序。

 

相反,劉霞從未在法庭上面對任何指控,亦無機會就其所受的對待提出法律控訴。她被非法軟禁8年的唯一原因,就是因為她對丈夫劉曉波堅定不移的支持。

 

 

這意味著,中國政府不能指控那些呼籲當局釋放她的人干預中國的司法程序或宣稱她是危害國家安全的罪犯,但這卻正是當局加諸於其他眾多和平運動人士的控訴。

在劉霞被非法拘禁的8年裡,中國當局反覆稱她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她也「依法」享有任何中國公民擁有的權利和自由,這種說法實在荒唐可笑。諸如此類的說辭,只加深中國國內外目睹劉霞遭受不公待遇的人對她所處的困境產生共鳴。

 

劉霞獲釋的時間點很關鍵,當時距離劉曉波逝世一週年紀念日僅有數日。呼籲將她釋放的聲浪漸增。她的獲釋也適逢一系列重要的外交對話,中國總理李克強在德國訪問;中國和歐盟之間的人權對話也在那星期拉開帷幕,中歐高峰會於之後的週一召開。

 

在背後,外交人員和其他官員努力爭取讓她的個案納入這些對話的議程,此舉無疑對中國政府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以確保她能夠獲釋。

劉霞的獲釋表明,中國政府並非對公開和外交壓力無動於衷。

國際特赦組織中國研究員 潘嘉偉

一些人或許會認為這是「靜默外交」的勝利。但若是如此,成就這場勝利的條件是國際間公開並持久發聲造成的壓力,其中包括國際特赦組織和其他非政府組織發起的行動。若沒有國際社會這樣持續多年施壓,很難想像讓劉霞離開中國的要求能長期被列入外交日程,這種以外交及公開施壓雙管齊下的策略,正是讓劉霞獲釋的關鍵所在。

 

德國政府在談判中發揮的作用亦不容忽視。中國和其他國家一樣,精於在外交上討價還價;然而,由德國領頭的外交攻勢更為有力,因其雖為中國的戰略交易夥伴,但每次都會向中國提出人權問題。

 

中國在這種曠日持久的外交談判中佔據上風,且未立即做出讓步。流亡德國的著名中國異議作家、也是劉霞好友的廖亦武在5月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國政府在拖延時間,以獲取最大的利益,而與此同時,卻又殘忍地對劉霞開空頭支票。

 

她最初被告知會在去年10月的中共十九大後獲准離開,但當局當時並未兌現承諾。之後,她又被告知會在3月的全國人大和政協會議(兩會)後獲准離開,不過當局再次食言。

 

4月,劉霞與廖亦武通電話時,難掩悲痛地透露一次又一次的空頭支票令她陷入絕望,該次電話通話的錄音於5月被公開。至此,不僅關注其苦難的外交官和記者為她承受的痛苦感到動容和難過,一般人士亦為之震驚,質問中國政府為何如此殘忍。

 

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紐約三部曲》(The New York Trilogy)的作者)、艾麗絲·西伯德(Alice Sebold)(《可愛的骨頭》(The Lovely Bones)的作者)及約翰·麥斯威爾·庫切(J.M. Coetzee)(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等作家因深受感動而加入聲援劉霞的行動,公開呼籲讓這位同行藝術家重獲自由,此舉讓公眾持續關注劉霞所受的苦難直到其獲釋前夕。

 

儘管劉霞現已是自由之身,但有些事情仍然不明朗。她的弟弟劉暉在2013年被莫須有的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雖然他於當年稍晚時獲得保釋候審,但現在仍在中國,中國政府拒絕就此進行交涉。一些人擔心,劉暉會被用來作為籌碼,阻止劉霞日後發聲。

 

劉霞的獲釋或許出於她自身的特殊情況,但這是我們應當珍視的事,因為這是近期難得一見的好事。我們也應振奮精神,因為此事表明,中國政府並非對公開和外交壓力無動於衷。在我們努力爭取其他被不公平地監禁在中國的和平活動人士重獲自由之時,這絕對是一絲希望的曙光。

 

文章由國際特赦組織中國研究員 潘嘉偉撰寫 / 此文的英文原文發表於「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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