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反性騷擾行動:失敗只是蓄能

 

文/呂頻(中國女權工作者)

 

因好萊塢大佬韋恩斯坦性騷擾事件而發起的 #MeToo 標籤運動,其最初目的是通過社交媒體鼓勵女性說出自己遭遇性騷擾的經歷。隨著一連串的名人性騷擾行為被揭發,這一運動開始被稱頌為年度性的女性權利勝利,事先預想不到的那種。最令人欣慰的是部份被曝光的騷擾者、導演、演員和高官,都以相當快的速度受了處分,這說明性騷擾是完全可以被處理的,但是得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女人的控訴當真被聽到,被重視。

 

 

其實#MeToo 運動並非源自好萊塢,早在十年前非裔美國人活動家Tarana Burke已經在提倡。「如果我們以為一個標籤甚至一個運動就能停止(性騷擾),那是不負責任的。」她接受訪問時說:「一個時刻不是一個運動。運動需要時間慢慢建立,它是有策略,有行動,有勝利,有失敗的。在整個運動的時間線裡,這是勝利的一刻。」

 

地鐵廣告的政治

 

在2017年的中國,性騷擾議題也得到凸顯,儘管是以大不相同的方式。今年6月起,在北京、上海,成都和深圳,至少四個城市的地鐵裡相繼出現反性騷擾的公益廣告,然而,這不能簡單歸功於廣告背後的商業公司和婦聯的自發覺悟。

 

女權五姐妹

 

2015年3月,五名青年女權活動家,因策劃反對公交性騷擾的倡議活動被刑事拘留,是為當局向中國女權運動畫下警告紅線的「女權五姐妹」案。那時候許多人都問,怎麼連反性騷擾都不允許?2016年,一些廣州女青年網上眾籌經費,計畫在地鐵發佈反性騷擾公益廣告。等待一年之後,她們得到的答覆是,只有政府才能發佈公益廣告。2017年5月,計畫發起人之一張累累(暱稱)在網上公開發佈這一未能落地的廣告設計,號召通過集體「人肉看板」在各地公開宣傳反性騷擾。她收到了來自全國各地乃至國外的許多呼應,女生們將廣告展示在各種城市地標空間,並將那些明豔的照片發佈到微博,既是一種宣告,也簡直像是一種女性力量的慶祝。然而這個活動也被叫停。就在張累累鬱悶的時候,地鐵上開始出現“合法”的反性騷擾公益廣告。這說明了什麼?

 

民意基礎的建立

 

和 #MeToo活動一樣,在中國,反性騷擾議題的凸顯也不是意外,背後必然是,這一議題已經擁有廣泛的民意基礎,尤其是青年一代,已經再也不想默默忍受,並且渴望挑戰與性騷擾配套的羞辱性的性別文化。和其他性別暴力一樣,性騷擾對女性發展有長遠的影響,無論發生在公共場合還是職業場所,它都導致女性的恐懼、羞恥與退縮,讓她們不能享受應有的空間和機會。然而,要讓社會和權力者承認性騷擾是一個問題卻很難。例如,如果將性騷擾解釋為女性行為不檢而導致的男性欲望表達,那就既是歸咎受害者,也是在否認性騷擾作為權利議題。早在「女權五姐妹」事件前,2012年6月,就地鐵性騷擾是不是女人「穿得少」導致的,中國互聯網出現了史上第一次女權大辯論,一些上海姑娘公開打出了「我可以騷你不能擾」的口號,要不容折扣地澄清女性的身體權利。這一辯論留下了長久的影響,即:中國青年女性反對性騷擾的態度從此變得更直言不諱,無數次的大小交鋒發生在互聯網上。

 

於是,2015年3月「女權五姐妹」那次計畫的行動,可以視為一次引流——將網上的自發憤怒,轉變為實地的組織化的問責,繼將性騷擾明確為權利議題之後,再明確其責任者。行動的方式而不是議題本身是這一行動被打擊的真正原因,然而無可避免地,反性騷擾的民間行動層面被敏感化。但另一方面,女性的憤怒並沒有削弱,反而隨著網上泛女權社群的擴大形成了更大的規模。這就是2015年以後中國女權的特殊形態:週邊輿論比以往更廣泛而激烈,核心的行動主義卻不彰。這兩年多以來,除了《反家庭暴力法》這一遲到的成果之外,在這一領域中基本沒有其他可見的政策宣導進展,一些公眾高度關注的侵權個案也沒有得到應有的處理。

 

然而,行動主義始終在尋找機會,它必須在嚴苛的限制之下連接到社群並迅速形成足夠規模的動員。 2017年5月反性騷擾「人肉看板」活動的模式與2015年3月「女權五姐妹」公交反性騷擾活動的模式不再相同。15年的是多個城市的行動協調,今年的是一人發起,多方自發回應,沒有統一的組織──這種模式不僅減少了行動的負擔和更靈活,而且能令行動參與擴展到更大範圍。另外,它也打通了線下行動與線上呈現的結合。張累累所得到的回應,其實是女生們終於找到的出口:可以為爭取自己的權利做點什麼了。然而,這一行動不但被迅速終止,而且也完全沒有進入任何主流傳播,等同被消音。張累累隨之遭遇持續的騷擾和被逼遷,這種代價與成就的巨大不相稱,似乎要讓女權行動主義成為絕響。

 

張累累反性騷擾

 

走向公共空間

 

 

北京反性騷擾廣告然而,迴響卻意想不到地出現了。婦聯和商業公司竟然默默接過張累累的話題,儘管它們所發佈的公益廣告只是泛泛表態,卻是反性騷擾理念終於合法進駐中國的公共空間,是這一議題終於被納入公共議程的初步標誌。這說明一切艱難但仍有空間,但需要堅持各種嘗試,甚至將每一次失落都視為蓄能的過程。只是不確定性甚高,在這個安全感已經被高度剝奪的社會中,談權利宣導策略有些奢侈,進展可遇不可求。

 

第一個在中國形成聲勢的民間女權議題或許是家庭暴力。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第一步是將「打老婆」重新定性為不可容忍的權利侵犯,繼而是意識提升與法律宣導的並行。2002年發佈了第一個反家庭暴力的街頭公益廣告,2003年第一部反家庭暴力法的民間草案遞交全國人大,到2016年3月《反家庭暴力法》終於實施,宣導者們已經工作了十多甚至二十多年。對比一下就能發現,性騷擾議題真的還只是剛剛起步,其制度化的前途還完全看不清楚。

 

《環球時報》也女權

 

而且在公民社會被抹黑為「反動勢力」的年頭,由青年一代主導的運動,雖然自發支持者眾,卻缺乏多元的社會資源支持,其有力與脆弱互為表裡,令人擔憂其可持續性。另一方面,受政府支持的輿論勢力已經開始試圖接管和利用女權訴求,在2017年初,屬於這一背景的《環球時報》公開提出「官方女權」的說法,意指只有政府才能解決女性的權利憂慮。這當然是冒牌父愛主義的妄言炎炎,因為常識是政府需要被監督、被問責才能有作為,中國的性別差距排名在2017年跌到世界第100位,就是所謂「官方女權」何為的明證。然而,這些勢力,也不排除在個別女權議題,包括性騷擾議題上的時或開明做態,甚至偶爾正義凜然,其目的都是「吸粉」──誘拐有女權意識但又恐懼公民行動的青年社群轉向效忠國家主義。雖然迄今這樣的努力還不是很成功,但卻再次顯示出,女權的領域不可能再如以往那麼單純。

 

再回到2015年那個「怎麼連反性騷擾都不允許」的疑問,答案是步步深入的女權宣導難免會觸動體制。#MeToo 運動在發起後十年才火起來,和 #MeToo 運動相比,中國反性騷擾行動的環境更要險惡得多,因此最珍貴的是,她們不會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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