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正義流產:#FreeBelen 釋放阿根廷流產禁令下的受害者

 

 

作者:Fernanda Doz Costa

 

國際特赦組織美洲議題研究員Fernanda Doz Costa記錄阿根廷法庭外的一場抗議——亦是「貝倫(Belén)」因流產遭判8年有期徒刑後,再度回來的地方。

 

 

當天早晨,當我抵達阿根廷東北部的Tucumán市法庭外時,天氣又灰又冷。法庭內,一名法官正在具陳名為「貝倫(Belén)」(化名)的女性流產後遭判刑的理由。

 

法庭外的人行道上顏色開始豐富起來,我們在那裡抗議貝倫的有罪判決。譴責性別歧視標語的旗幟在我周圍飄揚。為人工流產除罪化倡議的人們,佩戴著綠得不可思議的圍巾,上面寫著「中古世紀的司法制度」。現場甚至還有「女性牢房」的複製品。

 

當人行道上已經沒有空間的時候,要求釋放貝倫的抗議者們封鎖了道路。同時街頭樂團也幫助抗議者憤怒無助的情緒——這也是促使我們當初加入抗議的原因——轉化為活力與團結。

 

「我們關心,因為我們知道貝倫尚未獲得適當的辯護,從她踏入醫院的那一刻開始,事實上就被自己的醫生責難,而她的醫生舉報她已經違反了保護病患隱私的義務。」─Fernanda Doz Costa,國際特赦組織美洲議題研究員

 

苦難之下的韌性

 

我一直相信拉丁美洲這些充滿色彩與音樂韻律的抗議,幫助我們對貝倫,以及遭遇類似情形的人們抱持希望。也讓為此案感到不公的人保持希望。

 

那些歌曲和口號,那麼多人發自肺腑地想要大聲吼出,他們真的關心(即使那些掌權者並不關心)且憤怒一名女性居然被監禁,只因她身為女性,只因她出身貧窮——這些表達都讓受害者和其家屬們即使在經歷這麼多無謂的苦痛之後,仍可以保持堅強。

 

貝倫抵達時經由另一道門進入法庭,聆聽她的訴訟判決。她聽說了場外的示威,也看到一些現場的照片。她告訴辯護律師,看到這麼多人到場表達對她的支持,且同情她所遭遇的不公平對待,她相當感動。

 

貝倫說:「我無法相信。」她為什麼要相信?畢竟在美洲區域,發生數百件類似貝倫的案子,至公立醫院尋求性與生殖權利及相關照護的貧困女性,在踏入醫院的瞬間就被當成嫌疑犯看待。醫療人員對待她們的態度極為惡劣,基本上根本沒人關心她們。

 

貝倫案意義重大

 

但貝倫一案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十分重要,無論是阿根廷或國際媒體均有數百篇報導,且在社群媒體上被大幅轉發。今天貝倫新的辯護律師為釋放她發起連署,連署附件附上超過30頁列著支持貝倫的人們與組織。

 

我們關心,因為我們知道她的狀況。我們關心,因為如同薩爾瓦多的「Las 17」女性,貝倫成為我們國家強加父權社會暴力之下的象徵,程度之惡劣甚至將女性監禁,僅僅因為他們懷疑這些女性未能實現「好女人」被期望實現的義務。

 

我們關心,因為我們知道貝倫尚未獲得適當的辯護,從她踏入醫院的那一刻開始,事實上就被自己的醫生責難,而她的醫生舉報她已經違反了保護病患隱私的義務。

 

我們關心,因為這是一起幾近荒謬的案例,顯示刑法如何選擇性適用,即使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監禁他們認為有罪的窮人。當嫌疑者為女性時,情況更糟糕。

 

缺乏證據

 

貝倫現任律師Soledad Deza是一名女性主義者,當她聽說貝倫案缺乏證據時,決定接下此案。貝倫遭指控加重謀殺罪,也就是預謀殺害近親。對她的指控基於在醫院找到的一個胚胎,醫院的工作人員聲稱那是她的胚胎。

 

「人們總是將我的委託人和『找到的胚胎』聯想在一起。」Soledad Deza在法庭外告訴我們,「儘管那個胚胎在她到醫院之前就找到了,儘管在檔案紀錄中仍不確定到底是有一個、兩個或很多個胚胎,到底胚胎是男性或是女性,到底胚胎是不是屬於一名35歲的女性(貝倫抵達醫院時為25歲)或該胚胎是否屬於其他人。」

 

「這之間所謂的推論與懷疑起初由醫療工作人員開始,接著成為警察指控,接著變成理所當然法醫上的推斷,接著成為紀錄,最終變成法律案例。這一切都沒有佐以絲毫證據。」

 

貝倫的律師Soledad Deza向群眾發表演說。 © Agencia de Prensa Alternativa (Tucumán)

 

她的發言獲得大量掌聲。你可以感受到她的憤怒,那些和我們一起抗議的人也感受到了,那時我們正在等待聆聽法官指控貝倫的「理由」。最後在貝倫要求之下,法官私下告知她和她的律師,而不是如計畫中的公開宣讀。這是為了保護她的身份。

 

貝倫仍被判8年有期徒刑,她的律師宣布她將提出上訴。貝倫從來都不應該被判有罪。她希望正義伸張,這也是我們所有人都期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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