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在哪裡？新疆多達百萬人被關「再教育營」

據估計，新疆現有多達一百萬人下落不明，而大部分被拘押者的家屬仍被蒙在鼓裡。中國不斷加強打壓，針對區內的維吾爾族、哈薩克族與其他主要為穆斯林的少數民族實行大規模拘禁、侵擾性監控、政治教化及強制的文化同化。

國際特赦組織在中國境外採訪了100多人，這些人都有親屬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內失蹤；此外，國際特赦組織也訪問了自稱在「再教育營」內被酷刑對待的人。

監控國家

2017年3月，包含諸多嚴厲限制且具歧視性的《去極端化條例》通過。此後，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內，主要為穆斯林的少數民族被拘禁的情況加劇。

在此條例下，公開甚至是私下表達宗教信仰與文化關聯都可以被視為「極端化」行為，如「非正常」蓄鬚、穿戴蒙面罩袍或頭巾、經常禱告、齋戒或避免喝酒，或持有關於伊斯蘭或維吾爾文化的書籍或文章。

不論個人的性別、年齡或所在地是城鎮或鄉郊地區，前往中國境外工作或求學（主要為穆斯林國家），或與中國境外人士聯繫都會成為當局懷疑的主因，有因此被關押的風險。

隨處可見的安全檢查已成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內所有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這也為當局充分提供了機會，搜查民眾的手機是否有可疑的內容，又或利用臉部辨識系統查看民眾的身份。

WHATSAPP

若一個人經常使用微信（WeChat）等社群軟體查看訊息，就有可能受到懷疑；而微信沒有使用端到端加密，更增加通訊的風險。利用其他有加密技術的即時通訊軟體，如Whatsapp等，也會成為被拘押的原因。

賽拉斯·卡林汗（Syrlas Kalimkhan）說他在父親的手機上裝了Whatsapp，並發了訊息「嗨，爸！」來測試軟體。之後，他53歲做農夫的父親卡林汗·艾特卡裡（Kalimkhan Aitkali）被警察查問為什麼在手機上裝了Whatsapp，其後更被送到「教育轉化中心」。

在「再教育營」裡

當局將這些設施稱為「教育轉化中心」，但大部分人僅把它們稱為「再教育營」。那些被送進「再教育營」的人沒有受到審判，無法聘請律師，也無權挑戰被關押的決定。這些人有可能被關押多月，受盡折磨，因為只有當局有權決定一個人是否已被「轉化」。

凱拉特·薩馬爾坎（Kairat Samarkan）短暫到訪鄰國哈薩克後，返回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其後於2017年10月被送到「再教育營」。

凱拉特對國際特赦組織表示，在一開始被拘押時，他被蒙住頭，手腳戴著鐐銬，然後被迫站立12小時不動。在同一所「再教育營」內有近6,000人被關押在那裡，被迫唱中國共產黨歌及學習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演講。他們不能互相交談，在吃飯前被迫吟唱「習近平萬歲」。凱拉特向國際特赦組織表示，他受到的對待令他在臨近獲釋的時候企圖自殺。

我被逼這樣站著12小時後，我完全失去了意志，願意聽命於他們所有的指令。

曾被關押於再教育營的凱拉特·薩馬爾坎（Kairat Samarkan）。

那些反抗或未能有足夠進展的人面臨處罰，包括遭受口頭辱罵、剝奪食物、單獨拘禁、毆打、手腳被鎖上和被迫維持痛苦姿勢。有報導稱，這些設施內出現死亡個案，包括無法忍受這些待遇的人自殺身亡。

當局以防範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活動」以及確保「民族團結」與國家安全為由，當作推行這些極端措施的理由。國家有權和有責防範暴力襲擊，但所採取的措施必須是必要和相稱的，而且盡可能縮小範圍且有針對性的處理某特定威脅。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內出現如此大規模地拘押一個少數民族或宗教成員的情況，無論如何都沒有任何正當理由可言。

這些所謂的『再教育營』不過是洗腦及實施酷刑與懲罰的地方，讓人回想到毛澤東時代最黑暗的時刻，任何被懷疑不忠於國家或中國共產黨的人可能最終會被送到這些惡名昭著的勞改營中。主要為穆斯林的少數民族群體長期生活在恐懼之中，擔心自己及被關押的親屬。

國際特赦組織東亞區主任尼可拉斯（Nicholas Bequelin）說。

被拆散的家庭

多月以來，失蹤者家屬一直獨自承擔痛楚，希望摯愛失聯只是暫時性的並且會很快回家。他們擔心若向外界求助會令事情雪上加霜，因為中國政府將聯繫境外親屬的人視為嫌犯，在某些情況下這更成為當局把人送進「再教育營」的理由。現在，隨著人們所受的煎熬永無止境，越來越多人願意把遭遇說出來。

遠處看一個維吾爾族我就想哭，我每天都夢見我美麗家鄉美麗的家人。

失蹤維族女博士生的姐姐古麗孜艷（Gulzire）。 

波塔·胡賽因（Bota Kussaiyn）是一名在莫斯科國立大學就讀的哈薩克族學生，最後一次與父親薩合木拜·胡賽因（Kassaiyn Sagymbai）用微信通話是在2017年11月。他們的家庭來自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在2013年舉家搬到哈薩克定居。

波塔的父親在2017年返回中國看病，但在抵達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後即被當局沒收護照。後來，波塔從親戚處得知她的父親已被送進「再教育營」。

她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親戚害怕繼續與她聯繫會被懷疑，因此後續便沒有再與她通信。

我的父親是一個普通老百姓。在父親被拘押前，我們是一個快樂的家庭，一起開心大笑。我們的家再也不會有笑聲了，而且我們晚上也睡不著，每一天都生活在惶恐之中，這對於我母親造成極大的傷害。我們不知道他身在何處，甚至不知道他是否還活著。我想再次見到父親。

波塔對國際特赦組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