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危機背後真正的問題在於政府

 

今年四月,一名希臘士兵在希臘島嶼岸邊拯救了無數條難民的生命,同時登上國際新聞頭條。他叫作Antonis Deligiorgis,人稱「 海灘上的希臘英雄」,但他相當謙虛:「我當時也沒多想,我只不過是做了我該做的事。」

 

Antonis不是唯一會這麼做的人。在希臘的島嶼,例如萊羅斯島和列斯伏斯島,當地居民組織起來,日以繼夜地提供剛抵達的難民食物、乾燥衣物和臨時住所。

 

Antonis 和島上居民默默付出的同情,與大多數政府的立場形成強烈對比──這些政府主要的目標看起來只想讓難民和移民者遠離國界。

 

面對數十年來最嚴重的難民危機,富裕國家卻讓這世界上 1,950 萬難民不得其門而入。間接使他們流落到犯罪組織的魔掌中,而這些組織也從難民的絕望中獲利。偷渡客並非問題的起因,是因為政府未能採取行動,維護許多像 Antonis Deligiorgis的人所展現的人性尊嚴。

 

6月15日,國際特赦組織警告,自 70 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全球難民的處境從未如此嚴峻。敘利亞的危機,是我們這時代最大的人道主義災難,400 萬難民在鄰近國家掙扎求生,另外有 760 萬人在國內流離失所。另外一些較鮮為人知的衝突具備同等毀滅性;來自南蘇丹、奈及利亞、布隆迪和下撒哈拉非洲其他地區的 300 萬難民,因遭受人權侵害而逃難家鄉。

 

這些難民就如我們之中任何人身陷不堪境遇時一樣,做了此時能做的事:逃難。他們不惜付出一切,也要突破重圍。有時他們一無所有,只剩一條命去放手一搏。

 

對於幫助人民逃離權利和生命威脅的地方,這世上最富裕國家的所作所為卻極為不足到令人震驚。國際社會提供金援,但卻不足以解決這場規模前所未有的危機。更重要的是,富裕國家吝於提供作為難民安置計畫的新家。

 

也就是說,有義務對這場大規模危機承擔責任的國家,往往是最無力負起責任的國家;世界上有 86% 難民住在開發中國家。土耳其、巴基斯坦和黎巴嫩各安置了超過 100 多萬名難民。以全球收容敘利亞難民的比例來看,只有略多於 2% 的難民居住在鄰近提供收留的國家。而在 2013 年,來自整個非洲大陸的難民,僅有不到 15,000 人得到安置。

 

富裕國家的安置計畫極為不足。缺乏安全和合法的管道來獲得庇護,此舉無異於殺人。

 

每年有數以千計的難民在試圖尋求庇護時喪生。他們死於飢餓、虐待、溺斃、脫水和各種疾病。

 

2015 年 4 月,在難民試圖抵達歐洲的途中,短短十天內就死了上千人。2015 年 5 月,在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尼的岸邊,上千人滯留於船上數週,此時這些國家要不是將難民送回海上,要不就是為了處理方式而彼此爭論。

 

社會大眾為了這些事件強烈抗議,儘管政府並不情願,仍迫使其採取了行動。

 

儘管馬來西亞和印尼最後宣布允許 7,000 名海上滯留者登陸,但這些保護只是暫時的,且前提是國際社會協助遣返或協助安置他國。

 

歐洲政府則部署其他船隻到地中海,並取得成效,因為在過去六週以來,死亡人數已大幅減少。然而,若要減少在海上將性命託付給偷渡客而賭上性命的難民,唯一的方法是歐盟國家必須同意協助更多難民安置他國,並且提供更多安全抵達歐洲的管道。

 

國際社會對這類悲劇的作為已有明顯缺失,但許多政府似乎仍試圖轉移焦點,將這起全球難民危機形容成是人口販賣或偷渡問題,試圖掩飾過失。他們說的也沒錯,但卻不是他們真正的意思。政府說偷渡客或人口販子才是問題根源。但事實上,偷渡和人口販賣只是結果;政府未採取適當行動,才是主要原因。

 

當難民處於絕望之際,無論怎樣做都無法阻止他們離開。

 

政府對於阻止難民使用安全和合法管道,而因此被迫尋求偷渡客的協助,或因此更容易受人口販子剝削,應負起道德責任。

 

政府的行動和一般人與社區的作為大相逕庭,通常他們將難民視為有尊嚴的新移民,但許多政府的官方政策卻完全無視這點。移民議題始終屬於「人的境況」(Human Condition)的一部分。阻止人民遷徙並對其施以懲罰,不僅是錯誤的,也註定會失敗。

 

政府必須終止他們忽視的惡行,先從無條件拯救生命開始,解決這起全球難民危機。提供給難民其亟需的資金和安置的承諾,是合理且可達成的要求。難民需要的不是英雄主義,需要的是對人性尊嚴的基本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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